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下)

【2012-08-30 10:21:57 来源: 《百年潮》 作者:萧超然点击数:15265

以上就是我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所作的补充陈述和分析。理由能否站住,我期待着读者和同行专家的批评。讲清楚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就对一些朋友所提出的问题,作一研讨性的回答。

  第一,陈独秀、李大钊两个人在骡车上商议建党,高一涵又不在骡车上,他怎么会知道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那肯定是高一涵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或者说是李大钊主动告诉高一涵和少数亲近朋友、学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如何帮助陈独秀逃出北京,是李大钊、高一涵等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议要秘密建党,继续反抗北洋政府,这是要冒杀头之险的,当然他们两人只能相互单线联系,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所以有李大钊单身护送陈独秀出险的一幕。等到李大钊已经完成护送任务回到北京,高一涵等肯定会要去向李大钊打听,于是李大钊就说了,或者李大钊回到北京就主动向高一涵等通报了情况。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应该说都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实也就是这样。1963年高一涵的回忆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北洋政府欲在陈独秀从武汉演讲回京时逮捕之,“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时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又说:“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8这里有一点特别值得指出,就是李大钊向高一涵等报告护送经过,并不是在他和陈独秀一分手回到北京之时,而是等到陈独秀已安全抵达上海来信之后,这可见李大钊考虑的是何等的周到。李大钊向高一涵等人报告了护送经过,自然也就讲到了他和陈独秀在骡车上商议计划建党之事。这不就很清楚地回答了高一涵不在骡车上却又知晓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在骡车商议建党之秘密这个看似迷团的问题了吗?

  第二,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1963年高一涵回忆同一件事时,却又只字未提及陈、李相约建党之事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则要从当时国内的政治环境和高一涵本人的状况去寻找答案。

  如所周知,1963年时的那个年代,由于国内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政治战线的形势,日趋紧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日益浓烈。只要一讲到党的创建,人们都会很自然地把功劳算在毛泽东身上。那时,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错误”而展开的全党“反右倾”运动和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提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极端口号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全国仍在持续地进行着反“右”倾的运动,陈独秀作为曾犯过历史错误的右倾路线头子,是经常地被绑在一起,不断受到批判和讨伐。这种批判充斥于各种党史教材和相关书稿中。我有一位朋友、北京大学一位讲党史课的教师,1960年写了一篇剖析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原因的文章,只是因为对陈犯错误的原因,在客观上作了一点辩析,就被人往上告发,到1964年就被宣教部门高层判定“为陈独秀翻案”,旋即被批判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被揪出。于此可见,早已死去的陈独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人为炒作下,仍然是有极大现实政治敏感性的历史人物。试问,在这种政治环境里和氛围下,有谁还敢于提出陈独秀建党的历史之功呢?高一涵作为毕生致力于研究政治、又对政治颇为敏感的学者,他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层的。如果提出这一问题,完全有可能被曲解、遭诬陷、受批判而祸及自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不少现实教训为证的。我认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高一涵回忆不提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原因。(于此我想说明一下:迄今我没有看到过1963年高一涵回忆的原始笔录。我曾竭力去寻找这份原始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目的。因此,是不是也有可能高原来回忆是讲了陈、李相约建党之事,临到公开发表时被删去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的确是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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