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不做些理论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反问：你怎么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毛泽东很满意这种分工。1972年，当他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明确告诉对方，涉及特定国际问题和具体事项时，应该和周恩来去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毛泽东与周恩来作过比较：毛是活动家，原动力，创始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他不安于长时间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的，能够以极大的耐心分阶段地达到目标。周喜欢具体执行一项计划（毛则对这种工作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核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当革命的钟摆摆到平稳之点时，周的工作最为精彩。他是建筑师，不是诗人。

实际上，周恩来并非不懂哲学和大政方针，相反，正如尼克松所言，他对哲学、历史、文化、经济都很在行。

（史载摘自《大智周恩来》，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5月版，胡长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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