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米夫建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
1928年6月18日下午1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
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革命在我们党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中间,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我们曾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与敌人奋斗,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
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的结论,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4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建议说:在党的工作处于秘密条件下,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应该比上一届的人数少一些。至于选举办法,米夫提议先由选举委员会提出一个40人的名单,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再由选举委员会归纳出候选人的名单,提交大会。会议采纳了米夫的建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一位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会议同时决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1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7月10日上午,召开大会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周恩来报告了51名候选人预选的结果。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员21人、候补委员11人的名单。会议讨论这些名单时,瞿秋白提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增加2人。经过充分讨论,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结果,联席会议通过的名单上的人选全部当选,共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
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等致词。周恩来说:“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过去的大会非常简单,讨论很少。这次大会却不同了。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向忠发致闭幕词后,在《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中,六大完成了预定的议程,胜利闭幕。
7月19日,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布哈林和米夫都出席了六届一中全会,足见他们对选举工作的重视。
会议开始时,有人提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理由是原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不同意这个意见,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
接着,进行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选举。选举结果是政治局委员7人:苏兆征(22票)、项英(22票)、周恩来(21票)、向忠发(21票)、蔡和森(16票)、瞿秋白(16票)、张国焘(10票)。候补委员7人:关向应(22票)、李立三(22票)、罗登贤(18票)、彭湃(17票)、杨殷(17票)、卢福坦(14票)、徐锡根(14票)。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常委会候补委员是李立三、杨殷、徐锡根。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分工,决定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习惯上仍称之为总书记),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主笔,杨殷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苏兆征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保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原是武汉码头工人,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1926年10月担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在武汉码头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此人在中央的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六大召开时,毛泽东正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井冈山处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因而毛泽东未能参加六大。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六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争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瞎干,其方法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为此,六大明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由此可见,六大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这次大会也有其缺点。比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大会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此外,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之所以有如此高比例的工人当选,完全是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领导人片面地认为,中国革命老出错误,总有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担任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坚定,具有两面性。因此,要多推举工人党员进入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周恩来回忆:“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向忠发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可以说是六大“唯成分”论的副产品。
总之,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此后一段时间,按照六大确定的路线方针,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党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比较大的有中央(由赣南、闽西两根据地组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左右江、东江、琼崖等根据地。此外,在川东、苏中、浙南、河北阜平等地,也建立过短期的苏维埃政权。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白区党的组织也逐渐恢复发展。到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