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是怎样提出的（下篇）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2期 作者：本站 点击次数：
■蒋介石国民党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 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
当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时，中国共产党曾向蒋介石国民党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否则将视为国民党方面公开宣告国共关系以及和平谈判最后破裂，一切后果由国民党方面承担。1946年9月30日，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等致函马歇尔、蒋介石，表示：“恩来等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置若罔闻，国民党军队继续发动进攻，并在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虽然国民党军队是在晋察冀人民军队主动撤离后才占领张家口的，但蒋介石国民党仍把它视为重大胜利，宣称“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在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又违反政协决议，再次单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的警告，占领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越过了中国共产党划定的红线，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将其视为国民党方面宣布破裂的表示。10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负责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及地下党组织开始准备隐蔽、疏散和撤退。10月16日，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第一批撤退，飞赴延安。与此同时，为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教育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决定不主动宣布和平谈判最后破裂，“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中国共产党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但不主动宣布破裂，给蒋介石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悬崖勒马、放弃独裁内战政策的最后机会。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独裁内战、自取灭亡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 装出和平姿态 ■
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后，为了推卸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又装出和平姿态，在10月16日发表声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国共军事冲突的八项条件，表示：“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当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放弃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本党认为，只要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之下，愿意实现真实有效的和平，则本党亦可不咎既往，从新协商。”10月19日，周恩来在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过去的谈判中，蒋介石国民党翻云覆雨，反复多变，“任何庄严的命令、诺言与保证，既可任意撕毁，则今日的协议明日又可成废纸，今日有五项八项要求，明日又可有五十项八十项要求”。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必须首先恢复信义，不应该是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他们的八项条件，而是要承认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代表国、共、美三方签订的停战令以及1月30日蒋介石和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的政协决议，以此作为恢复和平谈判的条件。中共中央在10月18日的声明中提出：“本党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并表示：蒋介石与马歇尔“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置若罔闻。他们又通过民盟等第三方向中共代表团转达新的停战条件：中共必须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可停战。中国共产党当然对此表示拒绝。周恩来说：不应把提“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要保证停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和1月停战协定。在此情况下，1946年11月8日，国民党当局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并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当局不能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如果真有诚意，除就地停止一切战斗外，还应恢复双方军队在1946年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之位置，国民党军队撤出所侵入的解放区，然后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民党单方面规定召开“国大”的日期，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如果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意见于不顾，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通过和平谈判以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将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明确表示：“国大”一开便表明政治的分裂。蒋介石国民党为了欺骗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在11月11日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国大”开会日期是国民党政府片面规定的，现在延期三天，也还是片面的，仍然违反政协的决议，中共方面当然不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得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支持，民盟在11月12日发表声明：除非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国大”开会以前的各项手续，否则决不参加“国大”。但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反对，仍然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至此，政协决议完全被撕毁，国共和平谈判的基础完全被破坏。
蒋介石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而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并在会上宣布中共代表团两三天内将回延安。周恩来的声明表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一再越过中国共产党设定的红线，抗战胜利以来进行的国共和平谈判已完全破裂，再无挽回的余地。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但中共仍保留了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并在南京、北平、上海、重庆等地均留下了少量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打倒蒋介石”作为战争目标■
■ 毛泽东将“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
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和警告，在1946年10月11日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并于11月15日违反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平谈判至此完全破裂。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还调集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种种事实表明蒋介石国民党不会放弃其独裁内战的政策。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个指示，第一次将过去“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前途是灭亡。这表明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以及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开会。在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情况、蒋管区的形势后，毛泽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美蒋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进步（在欧洲、在亚洲各国）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至今已歼灭了38个旅，占75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1月13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表明，这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仍对国共和平谈判留有余地，但已将“打倒蒋介石”作为战争目标，并计划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发动反攻，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先挺进中原，然后再向长江以南发展。
如果说在此之前，主要是国民党想打而中国共产党想和，那么在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占领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大”而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蒋介石国民党即使想恢复和平谈判也变得很困难了。
■ 不再将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谈判 ■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在回答中国国内局势是否要打下去时说：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1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时说：停战协定早已让人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约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毛泽东所说的看战争的结果而定，就是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再将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谈判。
当时，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独裁内战的真面目，争取全国人民、民主党派等进步政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关死和平谈判之门。1946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答记者问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表示，如要重开谈判，蒋政府必须做到：“（一）根据停战协定，承认恢复1月13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这两个条件是公平合理的，但对于坚持独裁专制统治、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就决定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必然灭亡的命运。
■ 拒绝美方调停，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 ■
1947年1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和平谈判的要求，并表示要派张治中赴延安谈判。当时，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在经过对解放区半年的军事进攻之后，几乎占领了解放区所有的重要城市；在政治上，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了“国大”，并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国民党认为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取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结果。但蒋介石国民党面临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并没有消除，他们的独裁内战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在军事上他们虽然占领了解放区的不少城市和地方，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生力量不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兵力不足与战线太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军事形势日益朝着对他们不利的一面发展。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恢复和谈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会有利于蒋介石国民党，使他们获得喘息时机，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而决定采取“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的方针，以便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进一步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当天获悉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电，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出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拒绝美方调停，就是想让和谈恢复不成。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所谓我方两条，即中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持的恢复（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与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大”制定的“宪法”。前已述及，这样的条件国民党根本无法接受。提出这样的条件等于实际上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恢复和谈的要求，从而让他们借和谈获得喘息时机以重整军队再度进攻的企图无法得逞。
在此之后，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还指出：“我军在过去七个月艰苦奋战中，已经证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在会议讨论关于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我们还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实际上明确了以“打倒蒋介石”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目标。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正式提出■
■ 蒋介石“图穷匕见” ■
1947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本希望通过恢复和平谈判来缓和他们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但实际上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拒绝。于是，他们图穷匕见，正式地、最后地与中国共产党破裂。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处，要求这些办事处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
对国民党政府这一措施的性质及其后果，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评论说：“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在此之后，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同时，蒋介石为了振奋士气军心，并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调集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于3月19日在人民解放军主动撤退后，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占领延安，从表面上看是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走上了绝路。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发表讲话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为什么说能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后来这样说：蒋介石能够打到我们的延安来，我们就能打到他的南京去。可以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依据。
■ 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中共开始逐步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只是获得一座空城，并没有使得军事形势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以“蘑菇战术”同国民党军队周旋，寻机歼敌。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将胡宗南第31旅（缺一个团）2900余人全部歼灭在青化砭地区，生俘旅长李纪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也捷报频传。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的重点进攻，从容应战，2月下旬在莱芜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5.6万余人；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指挥下，至4月3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的胜利，共歼敌4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队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在陈赓、谢富治等的率领下于4月4日发起了晋南攻势，连克20余城，解放了除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外的整个晋西南地区，歼敌1.4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表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在达到了顶点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194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时，加写了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第一次公开提出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能够鼓舞解放区军民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而且在政治上顺理成章，师出有名，能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在人民解放军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
1946年底，为了抗议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国统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起而响应，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
1947年5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场运动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迅速扩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许多城市。5月20日，当京、沪、苏、杭等地大学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学生一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
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发展到全国，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国统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它说明蒋介石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不断遭到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针对这一新的形势，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评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处境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形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篇评论首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不论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经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政府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办法能够摆脱灭亡的命运了。
这篇评论分析了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中的原因。评论指出：由于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实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因而形成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反蒋反美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都已迅速破产。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打了败仗，并已深陷绝境，被解放区军民重重包围，难以逃脱。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包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包括所谓的和谈，都“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各阶层的人民包括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不再心存幻想，而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上。中国人民反蒋反美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这篇评论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必然灭亡的命运。评论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评论着重指出：“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这篇评论还指出，形势正在迅速朝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灭亡的方向发展。“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既然蒋介石已经站在了全民的对立面，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之中，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都已经打了败仗，已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既然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估计的正确，那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篇评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口号，但这一口号已呼之欲出，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战役胜利打开了南进的通道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大别山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刘邓大军发起战略进攻后，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余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完成了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这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与此同时，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开始渐次转入反攻。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各野战军首长通报战况时指出：“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山东战场的战况也很快得到了改变。10月2日至8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进行了胶河战役，歼敌1.2万余人，收复掖县（今莱州市）。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也转入了反攻。从此，“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仅过去三个月的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即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企图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28日，国民党当局最高法院发布针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所谓通缉令，宣称毛泽东为所谓的“内乱犯”；7月4日，国民党当局又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决裂。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些举措，使自己在政治上彻底走上了绝境。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这些措施“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 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在上述军事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先是在此前提出的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蒋介石匪帮的覆灭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也不能挽救蒋匪的这个命运。”毛泽东在修改这篇社论稿时，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的常识了。”正是在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于为什么提出这一口号，周恩来当时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他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1947年10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已转入反攻的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向国内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包括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和腐败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在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政策选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除了灭亡，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是抗战胜利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在自身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拒绝进行民主改革，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全面内战，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和失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沉迷于一时的军事上的优势，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再突破中国共产党设定的底线，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不仅派兵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所有这些，“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再无出路”；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供了政治上的坚实的依据，使得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民心所向，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同时，全面内战爆发后军事形势的发展，逐渐显示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由弱转强、由劣势变为优势，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后，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过程，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军事上打垮蒋介石国民党，为夺取全国政权扫清道路，而且要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争取全国人民对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掌握着得到国际承认、在抗战时期增强了其合法性的全国政权，因而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并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这种政策，对于在政治上始终立于主动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不这样做，则名不正言不顺；不这样做，则不能将斗争的合法性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怎样取得斗争的合法性，怎样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做到师出有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十分谨慎地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从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制定和调整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时，不仅考虑我们的既定目标和主观愿望，而且充分考虑客观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分寸把握精准到位，方向明确不急不躁，坚持原则因势利导，展示了高超的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以及炉火纯青的政治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是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
（全文完）
■ 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
全面内战仅进行了三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已经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大多数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整编第3师和整编第1旅。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出蒋介石国民党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在军事上也因为主力部队不断被歼灭以及需要担任守备，存在着兵力不足与战线太长之间的尖锐矛盾。因而到了1946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不仅不惧怕，反而决定通过战争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国民党第一线进犯军的1/3，以这样的胜利来扭转局势。国民党军队用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线作战部队有162个旅，1/3即是54个旅。鉴于当时解放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歼灭国民党军20多个旅，因此毛泽东认为达到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觉得有把握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和与战的主动权已经不是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手中了。
当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时，中国共产党曾向蒋介石国民党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否则将视为国民党方面公开宣告国共关系以及和平谈判最后破裂，一切后果由国民党方面承担。1946年9月30日，时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等致函马歇尔、蒋介石，表示：“恩来等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置若罔闻，国民党军队继续发动进攻，并在10月11日占领了张家口。虽然国民党军队是在晋察冀人民军队主动撤离后才占领张家口的，但蒋介石国民党仍把它视为重大胜利，宣称“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在占领张家口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又违反政协决议，再次单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的警告，占领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越过了中国共产党划定的红线，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将其视为国民党方面宣布破裂的表示。10月12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负责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及地下党组织开始准备隐蔽、疏散和撤退。10月16日，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第一批撤退，飞赴延安。与此同时，为了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和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美国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教育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决定不主动宣布和平谈判最后破裂，“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中国共产党做好谈判破裂的准备但不主动宣布破裂，给蒋介石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悬崖勒马、放弃独裁内战政策的最后机会。但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在独裁内战、自取灭亡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 装出和平姿态 ■
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后，为了推卸发动全面内战的责任，又装出和平姿态，在10月16日发表声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国共军事冲突的八项条件，表示：“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点后，即下令停止军事冲突。”当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彻底放弃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本党认为，只要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之下，愿意实现真实有效的和平，则本党亦可不咎既往，从新协商。”10月19日，周恩来在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过去的谈判中，蒋介石国民党翻云覆雨，反复多变，“任何庄严的命令、诺言与保证，既可任意撕毁，则今日的协议明日又可成废纸，今日有五项八项要求，明日又可有五十项八十项要求”。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必须首先恢复信义，不应该是要中国共产党接受他们的八项条件，而是要承认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代表国、共、美三方签订的停战令以及1月30日蒋介石和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的政协决议，以此作为恢复和平谈判的条件。中共中央在10月18日的声明中提出：“本党为表示最后最大让步计，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并表示：蒋介石与马歇尔“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
但蒋介石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声明置若罔闻。他们又通过民盟等第三方向中共代表团转达新的停战条件：中共必须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可停战。中国共产党当然对此表示拒绝。周恩来说：不应把提“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要保证停战，必须实现政协决议和1月停战协定。在此情况下，1946年11月8日，国民党当局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并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当局不能单方面颁布停战令，如果真有诚意，除就地停止一切战斗外，还应恢复双方军队在1946年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所规定之位置，国民党军队撤出所侵入的解放区，然后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民党单方面规定召开“国大”的日期，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如果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意见于不顾，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通过和平谈判以解决政治争端的基础将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明确表示：“国大”一开便表明政治的分裂。蒋介石国民党为了欺骗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在11月11日宣布“国大”延期三天召开。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国大”开会日期是国民党政府片面规定的，现在延期三天，也还是片面的，仍然违反政协的决议，中共方面当然不能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得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支持，民盟在11月12日发表声明：除非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国大”开会以前的各项手续，否则决不参加“国大”。但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反对，仍然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至此，政协决议完全被撕毁，国共和平谈判的基础完全被破坏。
蒋介石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的第二天，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而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当局11月8日“停战令”的欺骗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并在会上宣布中共代表团两三天内将回延安。周恩来的声明表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一再越过中国共产党设定的红线，抗战胜利以来进行的国共和平谈判已完全破裂，再无挽回的余地。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但中共仍保留了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并在南京、北平、上海、重庆等地均留下了少量工作人员。
■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打倒蒋介石”作为战争目标■
■ 毛泽东将“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
蒋介石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和警告，在1946年10月11日占领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并于11月15日违反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平谈判至此完全破裂。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还调集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种种事实表明蒋介石国民党不会放弃其独裁内战的政策。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给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个指示，第一次将过去“自卫战争”的提法改为“人民解放战争”，并明确指出蒋介石的前途是灭亡。这表明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愈行愈远，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
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以及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开会。在周恩来报告了国共谈判情况、美国对华政策、蒋介石集团内部的情况、蒋管区的形势后，毛泽东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提出要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剩下的问题便是胜不胜，现在要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美蒋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进步（在欧洲、在亚洲各国）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们在国际国内都有广大的统一战线，这是基本问题。在军事上，歼灭战已经经历了事实的证明，至今已歼灭了38个旅，占75个旅的过半数。蒋介石的攻势是可以战胜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的积蓄一年内打破，达到两党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口号仍是1月13日停战位置与政协决议。”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表明，这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仍对国共和平谈判留有余地，但已将“打倒蒋介石”作为战争目标，并计划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后发动反攻，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先挺进中原，然后再向长江以南发展。
如果说在此之前，主要是国民党想打而中国共产党想和，那么在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占领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大”而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重要改变，蒋介石国民党即使想恢复和平谈判也变得很困难了。
■ 不再将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谈判 ■
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会见西方记者，在回答中国国内局势是否要打下去时说：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1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在回答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时说：停战协定早已让人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约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毛泽东所说的看战争的结果而定，就是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而不再将实现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与蒋介石国民党的谈判。
当时，为了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独裁内战的真面目，争取全国人民、民主党派等进步政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关死和平谈判之门。1946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答记者问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表示，如要重开谈判，蒋政府必须做到：“（一）根据停战协定，承认恢复1月13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这两个条件是公平合理的，但对于坚持独裁专制统治、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这就决定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必然灭亡的命运。
■ 拒绝美方调停，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 ■
1947年1月16日，国民党当局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和平谈判的要求，并表示要派张治中赴延安谈判。当时，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在经过对解放区半年的军事进攻之后，几乎占领了解放区所有的重要城市；在政治上，国民党单方面召开了“国大”，并通过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国民党认为在政治军事方面都取得了令他们满意的结果。但蒋介石国民党面临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并没有消除，他们的独裁内战政策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国统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在军事上他们虽然占领了解放区的不少城市和地方，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生力量不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兵力不足与战线太长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军事形势日益朝着对他们不利的一面发展。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恢复和谈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会有利于蒋介石国民党，使他们获得喘息时机，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而决定采取“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的方针，以便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进一步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当天获悉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电，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出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拒绝美方调停，就是想让和谈恢复不成。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所谓我方两条，即中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持的恢复（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与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大”制定的“宪法”。前已述及，这样的条件国民党根本无法接受。提出这样的条件等于实际上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恢复和谈的要求，从而让他们借和谈获得喘息时机以重整军队再度进攻的企图无法得逞。
在此之后，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指示还指出：“我军在过去七个月艰苦奋战中，已经证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在会议讨论关于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我们还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会议通过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实际上明确了以“打倒蒋介石”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目标。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正式提出■
■ 蒋介石“图穷匕见” ■
1947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本希望通过恢复和平谈判来缓和他们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但实际上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拒绝。于是，他们图穷匕见，正式地、最后地与中国共产党破裂。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处，要求这些办事处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
对国民党政府这一措施的性质及其后果，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评论说：“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在此之后，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同时，蒋介石为了振奋士气军心，并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调集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于3月19日在人民解放军主动撤退后，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占领延安，从表面上看是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走上了绝路。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发表讲话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为什么说能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后来这样说：蒋介石能够打到我们的延安来，我们就能打到他的南京去。可以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依据。
■ 解放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中共开始逐步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只是获得一座空城，并没有使得军事形势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以“蘑菇战术”同国民党军队周旋，寻机歼敌。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将胡宗南第31旅（缺一个团）2900余人全部歼灭在青化砭地区，生俘旅长李纪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利。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也捷报频传。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面对国民党军队发动的重点进攻，从容应战，2月下旬在莱芜地区全歼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部5.6万余人；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指挥下，至4月3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对临江的进攻，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的胜利，共歼敌4万余人，迫使国民党军队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在陈赓、谢富治等的率领下于4月4日发起了晋南攻势，连克20余城，解放了除运城、安邑、临汾等孤立据点外的整个晋西南地区，歼敌1.4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胜利表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在达到了顶点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194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为四一二惨案二十周年纪念作）》时，加写了一段话：“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第一次公开提出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的目标，不仅能够鼓舞解放区军民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而且在政治上顺理成章，师出有名，能得到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4月14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又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将胡宗南部135旅包围，全歼该旅4700余人，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二个胜利。毛泽东认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4月17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了两段话：“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不仅公开提出了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标，而且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了信心。
在人民解放军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
1946年底，为了抗议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国统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起而响应，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
1947年5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场运动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迅速扩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许多城市。5月20日，当京、沪、苏、杭等地大学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学生一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
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发展到全国，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斗争结合起来，给国民党的统治以沉重打击。国统区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它说明蒋介石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不断遭到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针对这一新的形势，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目前时局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这篇评论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处境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关于形势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篇评论首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不论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经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政府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办法能够摆脱灭亡的命运了。
这篇评论分析了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中的原因。评论指出：由于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实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因而形成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反蒋反美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都已迅速破产。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打了败仗，并已深陷绝境，被解放区军民重重包围，难以逃脱。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包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包括所谓的和谈，都“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各阶层的人民包括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不再心存幻想，而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上。中国人民反蒋反美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这篇评论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必然灭亡的命运。评论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评论着重指出：“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这篇评论还指出，形势正在迅速朝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灭亡的方向发展。“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既然蒋介石已经站在了全民的对立面，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之中，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都已经打了败仗，已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既然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估计的正确，那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篇评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口号，但这一口号已呼之欲出，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 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战役胜利打开了南进的通道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大别山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刘邓大军发起战略进攻后，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余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完成了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这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与此同时，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开始渐次转入反攻。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各野战军首长通报战况时指出：“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山东战场的战况也很快得到了改变。10月2日至8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进行了胶河战役，歼敌1.2万余人，收复掖县（今莱州市）。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也转入了反攻。从此，“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仅过去三个月的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即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在军事上节节失利时，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企图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28日，国民党当局最高法院发布针对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所谓通缉令，宣称毛泽东为所谓的“内乱犯”；7月4日，国民党当局又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决裂。蒋介石国民党的这些举措，使自己在政治上彻底走上了绝境。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指出的：这些措施“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 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在上述军事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先是在此前提出的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蒋介石匪帮的覆灭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也不能挽救蒋匪的这个命运。”毛泽东在修改这篇社论稿时，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的常识了。”正是在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于为什么提出这一口号，周恩来当时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他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1947年10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已转入反攻的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向国内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包括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和腐败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在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政策选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除了灭亡，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是抗战胜利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在自身存在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独裁内战政策，拒绝进行民主改革，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旨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全面内战，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动和失败。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沉迷于一时的军事上的优势，在独裁内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再突破中国共产党设定的底线，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不仅派兵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发布所谓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所有这些，“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再无出路”；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供了政治上的坚实的依据，使得这个口号的提出成为民心所向，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同时，全面内战爆发后军事形势的发展，逐渐显示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外强中干的本质，显示出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由弱转强、由劣势变为优势，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这样，中国共产党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后，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不仅是一场军事斗争，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过程，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在这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军事上打垮蒋介石国民党，为夺取全国政权扫清道路，而且要在政治上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争取全国人民对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掌握着得到国际承认、在抗战时期增强了其合法性的全国政权，因而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制定正确的政策，并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这种政策，对于在政治上始终立于主动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不这样做，则名不正言不顺；不这样做，则不能将斗争的合法性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怎样取得斗争的合法性，怎样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做到师出有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十分谨慎地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从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整个过程来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制定和调整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时，不仅考虑我们的既定目标和主观愿望，而且充分考虑客观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分寸把握精准到位，方向明确不急不躁，坚持原则因势利导，展示了高超的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以及炉火纯青的政治领导艺术和斗争艺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强大，是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