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作为党和人民公认的好干部，50多年前，焦裕禄在带领兰考人民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但是，党组织为什么要选派焦裕禄到兰考？关于他的任命为什么会一波三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又想的是什么？这些都鲜为人知。本文立足于大量史料，力求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
1962年，焦裕禄服从组织安排又从工业战线调回农业战线。图为焦裕禄（前排左四）1959年调到生产调度科时与工友合影
■建功洛矿引起省委书记刘建勋的注意■
刘建勋，1913年生，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晋中特委副书记，中共榆社县委书记，中共太行第三地委副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第一书记等职。因成功解决广西饥荒问题，1961年7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到任之前的河南，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产量下降，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为了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刘建勋到河南后，先后制定了三项政策：一是发动党员领导干部利用一切关系四处“化缘”，请求兄弟省份提供力所能及的粮食支援；二是要求全省所有的火车站免费对灾民开放，允许他们去外地投亲靠友；三是向中央提出了一份《关于河南实行借地度荒问题的报告》，允许各地把集体的部分土地借给群众耕种，且不计口粮，不计征购。这三项政策的出台，大大缓解了河南的灾情，后来被群众形象地称为“救命政策”。然而，由于受之前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很多干部都受到了冲击，刘建勋深刻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河南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重灾县的干部选用问题，以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当年，刘建勋到洛阳矿山机器厂视察，焦裕禄的表现让他眼前为之一亮。
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焦裕禄于1953年6月调到洛矿，历任筹建处资料办公室秘书组副组长、一金工车间主任、生产调度科科长、厂党委委员等职，不仅全面参与了洛矿的建设，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党员领导干部。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厂史》的记载中，有一段针对焦裕禄本人的情况介绍：“3年时间完成2米以上大型提升机460台，为我国矿山采掘提供了提升矿石、煤炭的能力，解决了当时矿山的急需；为了实现高产，在组织生产提升机方面采取三项措施：（1）组织产品批量生产，缩短生产周期。之后，生产调度科科长焦裕禄同志进一步发展，将不同型号提升机同类零件和各种型号桥式起重机通用零件，组织一起生产，工效成倍提高。（2）大型提升机减速器机盖，法兰盘（关键件）一模多铸，效率提高2~3倍。（3）节假日不休息，延长工作时间。”这段介绍高度肯定了焦裕禄在洛矿所作的贡献。
回到省里后，刘建勋就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干部的选拔问题，计划从之前充实到工业战线的青年干部中挑选一批优秀的干部充实到农业战线。1962年3月25日至4月2日，河南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其间，刘建勋专门向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汇报了省委关于从洛阳各大工矿企业调出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以加强重灾县的领导工作的想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焦裕禄就名列其中。同年6月，根据河南省委的统一安排，焦裕禄被正式调回尉氏县，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主抓农业农村工作。
■一波三折的任命■
尉氏县曾是焦裕禄离开老家山东到河南后最早工作过的地方，他曾经在这里领导过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工作，对这里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回来后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半年之后，焦裕禄又被调到兰考主持工作，但并没有被直接任命为县委书记。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
张申是河南信阳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后曾长期在尉氏县工作。早在1948年11月，焦裕禄带领尉氏县大营区群众支援淮海战役的时候，张申就是尉氏县支前总队的负责人。后来焦裕禄又历任尉氏县大营区副区长、青年团尉氏县工委副书记等职。其间，张申是尉氏县委书记。所以，张申对焦裕禄非常了解，知道他特别能吃苦，并且脑子活，无论交给他什么工作，他都能不折不扣地完成，是个能干事、会干事的好干部。焦裕禄到洛矿后，张申也经常多方打听，关注着他的成长。1962年，正是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最为严重的时候，但张申在兰考调研时却发现，当时兰考县委主要领导的问题很大，所以他就想重新选一个人来领导兰考的工作，可是接连选了几个人都不满意。这个时候，张申就想到了刚回尉氏的焦裕禄，想让他担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并将请示于1962年10月31日报送到了河南省委组织部。然而，对焦裕禄的任命并不顺利。
11月6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在研究开封地委《关于×××、焦裕禄两位同志任免调动的请示》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主要原因是大家普遍认为，焦裕禄离开农村工作已经将近10年，这期间农村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他回来熟悉工作的时间却只有短短几个月，能否胜任这么重要的职务，需要认真考虑。于是，干部处就在审批表上这样写道：“该同志据说已离开农村十年了，刚又回到农村才两三个月，马上任第一书记，需考虑。”随后，经省委组织部研究，拿出了最终意见：“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先任第二书记，待熟悉一段后再任第一书记为好。”后来，虽然张申还是积极争取，但省委组织部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时间不等人，考虑到兰考的实际情况，张申最终不得不作出妥协。1962年12月2日，根据省委的决定，开封地委明确焦裕禄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即日赴任。得到消息后，焦裕禄并没有因为自己被任命为第二书记并且还是代理而有任何怨言，反而向组织表态，不改变兰考的面貌，自己决不离开。
12月6日，焦裕禄到兰考后就立即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通过调查研究，焦裕禄深刻地认识到兰考的首要问题是干部的思想问题，制约兰考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三害”。干部的思想问题不解决，“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于是，一张关于解放干部思想、发动群众与“三害”作斗争的宏伟蓝图，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为此，他一方面组织县委领导干部到火车站调研，和大家一起学习中央的文件精神以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一方面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组织干部四处购买代食品，将劝阻灾民外流办公室改为除“三害”办公室，暂时解决群众的吃饭和出路问题。但是，焦裕禄初到兰考，组织上对他能否真正带领兰考人民根除“三害”并没有十分把握。1963年3月，为了彻底解决兰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考察焦裕禄，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着兰考周边4个县的县委书记到兰考调研，研究关于把兰考一分为四的可行性。听到这个消息后，焦裕禄不仅坚决反对，还立下了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何伟对他的态度十分满意，表示会全力支持兰考的工作。
1963年3月29日，鉴于焦裕禄已经熟悉了兰考的工作，并且很快就稳定住了兰考的局面，开封地委再次报请河南省委组织部：“原县委第一书记×××有错误，需处理调动；该同志（指焦裕禄）现已在兰考县委负责，有能力可以胜任该职。”4月2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经过研究，取消了焦裕禄的“代理”，改为“任命”，但仍然坚持要“分两步走”，继续考察。对于上级这样的安排，焦裕禄不仅没有感到失望，相反还把这看作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从此，他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兰考的除“三害”工作中。其间，在焦裕禄的提议下，兰考县不仅成立了除“三害”调查队，历时3个多月彻底掌握了“三害”的分布情况，而且从群众中间找到了很多治理“三害”的办法，在此基础上还制订出一份《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一场轰轰烈烈的除“三害”运动随即在兰考全面展开，且很快就取得了成效。
开封地委关于提请任命焦裕禄的文件
1963年9月，兰考县委给开封地委和河南省委上报了《关于排涝治水的报告》，汇报了治涝成效。12月14日，兰考县委给开封地委和河南省委上报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汇报了治碱成效。这年底，经过系统治理，兰考县夏粮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多，秋季虽然遭受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主要领导在兰考考察期间，不仅充分肯定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所取得的成绩，还将其称为“兰考新道路”，号召其他县区学习。《河南日报》也作了相关报道，并配发了社论。兰考的工作由后进变先进，这是兰考广大干部群众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其间，11月24日，开封地委再一次报请省委：“兰考县委缺书记，该同志去兰考这一段时间搞得尚好，可以胜任书记职务。”1964年1月27日，鉴于焦裕禄在兰考的出色表现，河南省委正式任命他为兰考县委书记（此时已取消第一书记一职）。而此时，离焦裕禄去世只剩下3个月零17天。
■生命最后的牵挂■
1964年初，由于长期的操劳，焦裕禄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无论是开会还是下乡调研，他身边的干部总能看到他左手紧紧顶住肝部，满头大汗的样子。大家劝他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他总是以种种理由推托。但这年春节前后，也许是有了不好的预感，他开始安排自己身后的一些事情和工作。
2月11日至28日，焦裕禄专门请假带家人回山东老家探亲，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乡。对于这件事情，他的爱人徐俊雅回忆道：“1964年春节前，那天我正在做饭，老焦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组织上批准我探家了，咱们可以回山东老家过年了。这么多年，也该带着你和孩子们回家看看’。”焦裕禄1948年初随军离开老家山东，南下来到河南，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由于工作繁忙，他很少回家乡，在生命倒计时的最后时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也许是他最难以割舍的牵挂之一。
临行前，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寒酸，焦裕禄特意向县长程世平借了300元钱。回到家乡以后，焦裕禄在陪伴家人之余，还一家家一户户走访了自己的亲邻故旧，并按照中国人的年节习俗，领着全家老少到坟地里给逝去的亲人们烧纸磕头。离开前，他还绕着村子转了一大圈，似乎是在作最后的告别。
春节刚过，焦裕禄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忙碌，但他并没有对组织隐瞒自己的身体情况。在3月14日召开的县委常委生活会上，他说：“我个人的思想是，在兰考一天就要干一天工作，集中力量把工作做好。但最苦恼的是自己的身体不好，肝子疼，扁桃体肿大，现在又多了个腿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去。生活上问题不大，春节回老家借了300块钱，这个月可还100，争取3个月还清。工作上有些急躁，有时对下边的同志批评不够恰当……”但为了与死神抢时间，他开始更加拼命地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刘建勋（中间穿白衬衣、未戴帽子者）视察兰考时，在焦桐前阅读有关介绍
3月15日上午，焦裕禄继续主持县委常委会，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常委会工作方法》，下午陪同开封地委领导下乡查看泡桐长势，晚上召开县委委员、公社书记座谈会讨论扩大泡桐种植事宜。3月16日上午，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介绍城关乡的工作经验，晚上他又忍着病痛在家写材料。3月17日下午，焦裕禄参加公社党委委员以上干部、县直全体党员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做好下步工作。3月20日上午，焦裕禄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干部调整问题。3月21日，焦裕禄到三义寨公社调研，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下乡。这天，他的肝病突然发作，几乎晕倒。经医生诊断是肝病急性发作，必须马上转院。得知情况后，3月22日，兰考县委立即决定派专人护送焦裕禄去开封，但是他却改变了日程。这天，焦裕禄安排完县委的工作，晚上又强忍着病痛，打算把一年多来的工作总结一下，可是刚写完标题和提纲，就再也无法压制住疼痛，写作被迫中断。3月23日，焦裕禄不得不离开兰考。不承想，这一走竟是永别。
焦裕禄病重住院的消息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其中就包括开封地委书记张申。躺在病床上，焦裕禄强撑着身体对前来探望的老领导张申说：“兰考的工作正在‘爬坡’，非常需要我回去，两三天医院诊断清楚以后，我就可以回去了。”然而，1964年5月14日，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焦裕禄的生命，此时他年仅42岁。临终前，他心中牵挂的还是兰考的工作。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对守在身边的省委、地委领导同志说：“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我死后，不要多花钱……”不久，听到焦裕禄去世的消息后，张申感到心痛欲裂。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内心仍然感到无比的沉痛和内疚。他说：“他没有给我说自己有病，说了我不会派他去。”这就是焦裕禄，一个“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