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教育“三个面向”（上）

■ 徐元宫 王宗易

邓小平题词

2023年是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40周年。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北京景山学校组织该校教师认真学习了这一题词，并且准备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协助下全面试验改革该校的高年级教学，认为“当前的主要关键，就是尽快地培养造就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新型教师队伍”。为此，该校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学研究会”，“以经常总结自己教学改革经验和了解世界各国教学改革的动向，探索、研究教育战略和教育理论问题”，“希望国内外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给予指导”。

事实上，在此之前，邓小平就曾多次为推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鼓励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而题词。1979年9月27日，邓小平为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10月19日下午，邓小平还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接见了出席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的代表。1980年5月26日，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如此密集的题词彰显了邓小平对中国教育和科技工作以及中国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爱之深和期待之切。那么，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7个年头、1978年开启拨乱反正序幕的第5个年头的1983年，邓小平为什么会作这样一个题词，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告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前进方向呢？

■“最大的损失还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

毋庸置疑，邓小平指引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其作为一位具有多年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深思熟虑的结果。邓小平之所以宣告中国教育要“三个面向”，首先与当时的中国具体国情密切相关。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党建等方面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就具体的教育领域而言，教育思想被严重扭曲，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很大一部分教育界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和迫害，许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受到人身侮辱，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一段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一批院校被搬迁、撤销。10年间，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期，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为2.3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近1/4。

作为长期在中央工作并且有着“三落三起”经历的邓小平对于十年内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自然有着更加深切的感受。1980年4月11日上午，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横行时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受到很大损害。他们负有非常严重的法律责任。把罪大恶极安在他们头上是不会错的。”同年6月5日上午，在会见以克拉克·托马斯为团长的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时，邓小平再次指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科学、教育方面的损失很大，耽误了一代人，缺乏人才。这就是现实。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对‘四人帮’的罪行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叫‘罪大恶极’。他们的破坏极大，我们损失极大”。

邓小平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对上述的“他们的破坏极大，我们损失极大”作出了阐释。1977年9月29日上午，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的干扰，耽误了我们好多时间。60年代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1964年我国爆炸了原子弹，这是科研水平的集中表现。世界科学技术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1975年我曾讲过，同日本相比我国落后了50年。那时我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复起来比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这样，这里存在一个要后继有人的问题。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从小学教育抓起。”

1977年10月22日上午，在会见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都造成很大的破坏，受破坏最大的是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受到的破坏就是不读书，使科研队伍后继乏人。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没有来源，很多科学研究机关没有25到35岁的人。这个年龄段恰恰是科学研究出成果、思想活跃的时候。”1978年6月5日上午，在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的干扰在工农业上有破坏、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在科学教育方面，这方面耽误了十一二年的时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抓紧科学教育不行。”6月23日上午，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邓小平再次阐述了中国当时必须赶紧抓科研和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真正的问题、最大的损失还是在科学和教育方面，十一二年没有培养人才。”

■“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

作为一个深谙“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理念的政治家，自然对十年内乱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痛心疾首，自然就会首先锁定教育和科研作为全国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事实上，早在“文革”时期的1975年，邓小平就曾对包括教育工作在内的各方面工作进行过力所能及的整顿。1975年5月19日上午，在听取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示，“你们要特别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让他们成天忙于家庭和个人事务，哪还有心思搞技术工作。”8月3日下午，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9月26日下午，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遗憾的是，尽管那时邓小平“老想抓科研”，“结果不仅没有抓上去，反而自己被抓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在第三次正式恢复工作和职务之前的1977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就约谈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方毅等人，切中肯綮地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深思熟虑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地请求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5月24日上午，在同王震、邓力群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月23日上午，在同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20多天后的8月8日，在其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快要结束发表讲话时，邓小平指出：“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10月8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在谈到教育和科技工作时再次指出：“我自告奋勇抓这方面的工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方针是从教育和科学着手。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1978年7月10日上午，在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我是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的。不过，我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

尽管邓小平一再自谦“是一个外行，只能当个后勤部长”，“我是作为外行来关注科学和教育问题的，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就是做发现人才，支持科学家、教育家，拨款，搞设备等事情”。“我愿意给你们当总后勤部长。”可是，事实上，正是邓小平全面而系统的顶层设计、领导并扎扎实实推进了我国教育和科技战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并最终推进了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

倡导教育界要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9月19日上午，在与刘西尧等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工宣队问题要解决。军队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下来。”“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健全领导班子。在“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之际，一个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对于一个团队的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和推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必须健全教育战线各级领导班子。1978年4月13日上午，在同方毅等人商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四人帮’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很厉害，现在中心的问题是把各级教育领导班子配起来。”对于教育部而言，他要求“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对于北京大学而言，他要求“首先要把是非弄清楚，把班子搞好。配领导班子，一个是有派性的不能用，一个是打砸抢的不能用。凡是属于这两种人的，都要换掉，不能犹豫”。

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恢复并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制度和具体措施。邓小平强调，“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破坏了的恢复起来”。邓小平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工作特点和作风在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和改革这一事件中充分彰显出来。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9日，邓小平就提出了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8月8日，在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时，邓小平已经有了深思熟虑的决策：“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10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招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条件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身体健康。”

正是因为邓小平的雷厉风行、务实高效的改革方针和措施的推进和落实，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中国教育和科技的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中国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才具有了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