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整考验特殊政策

对于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兴办四个经济特区 ,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不同声音。然而,邓小平决心很大 ,胡耀邦等也很热心。1980年9月,中共中央新任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 ,专门听取广东省委习仲勋、杨尚昆等人的汇报 ,讨论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问题。

会后 ,中央印发的纪要给予两省更大的自主权 ,决定放手让两省去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是：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 ,适合的就执行 ,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还有一条也很重要 ,就是进一步明确了在两省实行的特殊政策的目的 ,是使两省先行一步富裕起来 ,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 ,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 ,积累经验 ,培养干部。

九十月间 ,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 ,带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 ,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9人小组 ,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6国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途经日内瓦时 ,还邀请联合国组织10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 ,归国后向中央作了汇报 ,这为特区政策提供了国际经验的支持。他们的基本看法是 :“无论国家穷富、无论实行何种经济制度,用建立经济特区的特殊办法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口设备、促进经济繁荣提高国际竞争力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

1980年冬 ,中共中央决定 ,调习仲勋、杨尚昆回北京工作 ,调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中央对福建省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在中央确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以后 ,福建的行动明显落后于广东。直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迟至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才正式动工兴建 )。时间上比深圳晚了一大步。一些闽籍华侨给中央写信 ,呼吁派出得力干部到福建主事。1980年冬 ,经胡耀邦举荐 ,邓小平选调项南出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 ,事实上主持福建的工作。不久 ,中央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出身于革命世家 ,曾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的助手。20世纪50年代被划为“右派” ,下放到农村劳动。 “文革”期间再度受到关押和批斗。 “文革”结束后 ,项南先后到美国及欧洲考察,在东西方对比中 ,对社会主义有较深刻的反思 ,这使他成为一位锐意改革者。

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瞩目的不只是四个经济特区 ,而是广东、福建两省先走一步 ,为全国的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来。任仲夷和梁灵光赴任前 ,1980年10月31日至 11月6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先后接见他们 ,给予明确的支持。叶剑英亟盼家乡早日脱贫 ,对任、梁二人寄予厚望。邓小平所关注的 ,不只是广东、福建两省的开发,更看重它们对全国的示范和探路作用。他对任、梁二人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 ,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 ,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 ,你们要摸出规律 ,搞出个样子来。”胡耀邦以成都武侯祠前的一副对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不过 ,胡耀邦将原先的“蜀”字改成了“粤”字。胡耀邦期望他们能审时度势 ,通权达变。万里说：你们要解放思想 ,放手把经济搞上去 ,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 ,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 ,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可以吸取教训。万里还授予任仲夷一项权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 ,你们可以不执行。”

1980年12月,广东、福建两省的特殊政策很快遇到了新情况：中央确定对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陈云、李先念等讲话 ,都没有涉及两省执行调整方针可不可以“特殊”。显然 ,如何协调集中统一与两省特殊政策的关系 ,成了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 ,随着特区引进外资工作的展开 ,不少人对特区日益担心起来。认为特区“香港化”了,“特区就是租界”。有人甚至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 ,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任仲夷不得不为特区政策辩护。邓小平支持了任仲夷。他在闭幕会上讲话表态：“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 ,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 ,步子可以走慢一点。”12月24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措施座谈会。座谈会期间 ,邓小平、陈云都表示支持两省及特区工作。198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纪要指出：现在是调整时期 ,中央拿不出很多钱来支援广东、福建 ,而且还要广东、福建对国家多作点贡献。因此 ,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步子要稍慢一点。以后在前进过程中 ,也可能因为出点什么问题要收缩一下 ,调整一下 ,但是 ,中央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方针是不动摇的。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关照、支持特区建设。广东、福建要千方百计利用外资 ,坚决打击走私活动。

1981年5月27日至 6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主持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特区的负责干部 ,还邀请钱俊瑞、许涤新、薛暮桥、古念良等多位经济学家与会。在这次会议上 ,广东和福建共同呼吁中央进一步放手。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 ,项南发言说 :目前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 ,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和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 ,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 ,我们要干；外商有利 ,我方无利也无害的 ,我们要干；外商有利 ,我方吃点小亏 ,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 ,我们也要干 ,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他说 ,只要中央给了权 ,我们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 ,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任仲夷和项南共同提出 :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 ,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 ,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 ;第四 ,不做特殊党员;第五 ,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 ,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 ,放手让我们去闯。

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统一认识,一个是明确政策。从会议形成的纪要看 ,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关于前者 ,纪要不仅肯定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发展经济上有重要意义” ,而且第一次明确了它的特殊政治意义 ,即它还是“关系到稳定港澳人心 ,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大事”。关于后者 ,会议原则同意 ,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扩大两省的权力”。明确要继续推进两省经济体制改革 ,商定实行条块结合 ,以省为主的计划体制 ;财政上继续实行大包干办法 ;两省银行分行要起地方银行作用 ;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和各种经济杠杆 ,把经济搞得更活 ;对外经济贸易要有较大的自主权 ;扩大两省在人事、地方立法和企业自主权等方面的权力。

会议的另一项议程 ,就是提出经济特区建设的10项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4条：一、明确四个经济特区 “不是政治特区”。二、进一步明确在特区内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三、给予来特区投资的外商比内地更优惠的待遇。四、国家承诺以更大的力度支持特区建设 ,包括特区建设所需的资金 ,由国家给予财政和信贷支持；允许特区银行吸收的存款全部用作贷款；深圳、珠海两市的财政收入1985年以前不上缴 (期满后又延长5年),厦门、汕头两市上缴的财政收入 ,由两省人民政府核减 ;特区的外汇收入单列 ,超过1978年基数的增收部分5年内不上缴 (期满后又延长5年),用于特区建设；特区的对外贸易自主经营 ,特区可接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委托 ,代理国家外贸主管部门不统一经营的进出口业务等。

7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上述各项政策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在批转文件的通知中指出 ,两省和经济特区创造经验 ,“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 ,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授权两省和经济特区 ,“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对两省和全国的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 ,就要大胆放手去干”。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之间的关系 ,基本满足了广东、福建两省提出进一步松绑放权的要求 ,并且为举办经济特区确定了一个制度和政策框架。

1980年4月，叶剑英在珠海视察

为什么没在其他省市办特区

虽然有了中央的文件 ,但并没有消除党内的不同意见。按照传统的观念 ,社会主义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计划经济。然而 ,经济特区却是以吸引外资为主,实行市场调节。由此产生了一个观念上的难题：“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1981年夏天 ,一位中央领导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时与袁庚、任仲夷有一段对话 ,从侧面反映了高层的疑惑。这位中央领导问袁庚：“你在这里 ,有没有人问你姓‘社’姓‘资’的问题？”袁庚说：“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非难 ,没有人问我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内理论家这样对我说过 ,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 ,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 ,全国都这样那还行吗？”这位中央领导对任仲夷说：“我在北京 ,老是有人问我 ,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我也老是在想这个问题。仲夷同志 ,你说说看！”任仲夷说：“依我看 ,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是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 ,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说 ,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 ,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这位中央领导点了点头：“我赞成这一看法。”

然而 ,经济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解决。由于走私狂潮的出现 ,这种争论更加突出起来。1979年国门初开之后 ,沿海边境地区出现了走私潮 ,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走私进来的主要是电视机、收录机、袖珍电子计算器、手表等国内紧缺的日用品。走私出境的主要是黄金、白银和贵重药材。1979年,全国海关查处的走私案件达 1万多起 ,比1978年增长40%。中央连续发出管理进口物品、打击走私的文件。1981年出现新的走私高潮 ,再次引起国人关注。

由于走私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两省 ,两省面临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央认为 ,走私愈演愈烈不能说与地方政府没有关系。一些人以“政策不明”、“人多面广”、“这类问题不好处理”为由 ,对反走私执行不力；也有人以“来路不明 ,用途正当”或“为了集体 ,没装腰包”为由 ,为一些地方组织参与走私作辩护。1981年海丰走私猖獗之时 ,广东省廉价买下走私货物再卖出去 ,所得利润交给地方财政 ,这种做法使广东省背上了走私贩私的恶名。引起中央部门和内地省份对广东不满的还有这样一些情况：原来规定的126种统购统销产品 ,广东取消了85种,城市的副食品价格也在广东放开了 ,冲击了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 ,邻省的商品大量流入,引起了周围省份的非议；广东的外汇多了 ,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 ,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中央担心的不只是经济上的 ,更是政治上的。大批干部参与走私等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不仅有个人走私 ,还有集团走私 ,一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都卷进了走私狂潮。暴利之下 ,趋之若鹜。高层一些人担心,这样下去 ,共产党真的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 ,陈云要求 ,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 ,陈云坚决不同意。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如果各省都开口子 ,国内外投机分子就会统统出笼。他特别指出 ,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 ,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 ,坏分子的活动熟门熟路。李先念插话说：“其他地方也比较容易学 ,无产阶级的作风不容易学,资产阶级的东西比较容易学 ,但赚钱的东西很不容易学。”可以看出 ,陈云对试办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 ,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 ,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 ,特别不赞成在中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经济特区。陈云讲这个话 ,打消了其他地区办特区的想法。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议论办出口特区时 ,还有上海崇明岛。从地理条件看 ,崇明岛与大陆自然隔离,最适宜于办特区 ,但最后确定时没有它。1980年7月,华国锋从朝鲜回国到大连考察 ,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向华国锋提议 ,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原则赞同 ,但表示需要中央研究。后来 ,派谷牧到辽宁考察过 ,但中央最终没有同意在大连办特区。没有资料证明邓小平当时对其他省市试办经济特区的要求有什么表态。不过 ,20世纪90年代初 ,邓小平为 80年代没有在上海设立经济特区不止一次地表示遗憾。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 ,早几年开发就好了。”2月13日,他又说：“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 ,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1992年2月17日,邓小平再次表示：“浦东开发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