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与“蛇口模式”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作者：吴殿卿 点击次数：
■访问北欧四国得到启示■
1977年5月9日至29日，交通部部长任上的叶飞，率团出访了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北欧四国。
这是叶飞到交通部两年多来第一次率团出访。此次出访，原本具有很大礼仪性、政治性：一是应瑞典交通大臣和芬兰工商部部长邀请对他们访华的回访，丹麦、挪威属于顺访；二是这些国家有意借此了解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否稳定，外交政策有何变化。但急于改变中国交通落后面貌、毫不隐讳自己奉行“拿来主义”的叶飞，却使出访带上鲜明的专业考察的性质。代表团成员7人，除叶飞、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外交部一名兼翻译的工作人员外，其余均系交通运输工程方面的专家。对此，叶飞有自己的见解：专心致力于经济、技术考察，本身就是对国内形势是否稳定的有力回答。
瑞典、芬兰等国，普遍海运发达，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且此前均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海运协定。叶飞率团到访，各国政府都很重视，不仅接待友好、周到，参观考察的内容也安排得非常丰富，几乎有求必应。前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叶飞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赫尔辛基、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考察了滚装船、纯集装箱船、多用途破冰船等各种功能的船舶，对大小不等的多家造船厂、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从技术到管理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了解。参观考察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设备、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给叶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他们重技术、重人才、重科研的管理理念，强烈的国际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通过港口保税区、工业区扩大生产经营的做法，对叶飞的思想触动很大。
若干年后，叶飞还多次与人讲起：出访北欧四国的那些日子里，我脑海中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下，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是大陆解放快30年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仍然迟缓？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却做不到？……如果我们还是（按）老办法（走）下去，二三十年能实现现代化吗？叶飞还不时与同行的袁庚等人议论、探讨：哪些东西可以“拿”回来为我所用？中国交通发展怎样才能快些、更快些？
晚年叶飞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我到交通部两年多，在国内看的港口还没有这次在北欧看的多。我原来看我国的码头机械一排排的，觉得很先进。这次出去一看，才知道人家才是先进，我们已经落后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那时，真称得上浮想联翩。我与袁庚议论利用香港的设想：那里有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根据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可以充分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的。”
此次出访回国后，叶飞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列入了交通部重要的议事日程。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是驻在香港的一个百年老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原是国民党政府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的资产、员工被全部接管；1949年秋，招商局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翌年初，政务院派员接管。当时，除将所属的13艘旧船开回内地使用外，在香港保留职工20多人以及部分房舍、仓库等资产，沿用招商局原名继续对外营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营发展不大，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1971年后，周恩来抓了一下，让其承担对外买船任务后，逐渐有了较大发展。1975年叶飞任交通部长后，在大批量购买远洋运输船的过程中，招商局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借此其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访问北欧四国及此后不久交通部又组团出访联邦德国考察莱茵河，所见所闻深深震动、刺激了交通部上下。1978年5月，叶飞主持召开由各省市交通部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交通现代化规划。1978年6月27日下午，叶飞和副部长周惠、郭建出席国务院会议，向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陈慕华、方毅、谷牧、康世恩等，汇报了交通部座谈会情况和交通现代化规划。在这次汇报中，叶飞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正式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
叶飞说：“我们感到，现在国家对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利用得很不够。交通部计划今后要通过招商局，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在香港筹建一个航运公司，实行单独经营、单独核算，目的是为国家赚取外汇。除了经营海上运输外，还可以在香港建设修船厂、浮船坞、钢丝绳厂、尼龙缆厂和配件厂，发挥香港这个阵地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既为国家海运服务，又把生意做到境外去，为国家赚外汇，搞扩大再生产，同时积累、总结管理经验。这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李先念非常赞同叶飞的发言，当即表态说：“对香港，我的意思是放手利用。现在苏联都在香港建厂，我们为什么不搞？我的意见，不光是交通部这几个厂可以搞，还可以搞它几十个厂。香港是我们的嘛！搞100个厂也不算多。毛主席以前讲过，我们对香港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现在‘长期打算’是长期打算了，就是没有‘充分利用’。交通部开这个头是好的。”
会后，交通部党组决定派袁庚去香港，对招商局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考察。行前，叶飞向袁庚交代：“要认真考察一下，看这个机构能否有用，能用到什么程度。”
交通部党组听完汇报后一致认为，既然基础不错，就要放手利用。要抓紧时间，凡能干的都尽快干起来，并当场作出决定，立即组织力量起草给中央的文件，即《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8月30日，交通部党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讨论稿，同时作出决定：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驻香港主持日常工作。
这一人事安排，叶飞是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的。曾生、袁庚两人不仅政治坚定、思想开放，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事业心，且都是广东人。战争年代，曾生担任过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新四军东江纵队司令员，毗连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当年是东江纵队的基本活动地区。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两广纵队的作战科长、炮兵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中央机关工作。“文革”期间，“四人帮”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袁庚受牵连被关押多年，落实政策后调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长。叶飞后来说：“当时派到香港去工作，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熟悉香港；会讲广东话；懂得市场，会做生意。”所以，曾、袁两人都是最佳人选。
在这次会上，叶飞讲了一段在当时听来很“出格”，也曾经颇受非议的话。他说：“驻香港的干部，要懂得做买卖、懂得广东话、懂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否则是要吃亏的。既然派袁庚去，就要授予袁庚在香港工作的权力。有些事情，他有权就地处理，不要事事请示。不能驭将于千里之外，驭将必败。在香港早晚市价都有变化，什么事情都要请示，那还行？！我们在香港的摊子很大，行政上都归招商局，袁庚同志总负责，就是大老板，在香港就能拍板。只有涉及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要请示部里。其他业务工作，不要事事请示。经营方面，凡能赚钱的都办，要跳出交通部业务的范围。考虑问题不能光从交通部的角度，要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体制完全改变，单立户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就是和国内断线，不上缴财政，利滚利，滚雪球，这样才能越滚越大。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香港为国家赚外汇，只是不通过财政部，而是由交通部自己上缴。”
此后不久，社会上传说袁庚去香港前叶飞曾交代：到香港后，“除掉妓院、赌场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为核实这句话，笔者查对了交通部当年的会议记录，如上的原话是没有的，记录上除前边引的一段外，另有几句是：“你去以后可以看，什么赚钱都可以干，如盖旅馆办餐厅赚钱，你可以搞。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干。授你权，就是这个方针。”当然，为简单、扼要，说成“除掉妓院、赌场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意思上也不为错。
10月9日，叶飞签发了交通部党组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件。
从内容上看，《请示》较一般同类文件的文字稍显长了些，主要是多了点这类文稿很少有的谈认识的内容。如《请示》开头部分写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思想又没有彻底解放，以致至今还没有放手大干，丧失时机，教训甚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尽管香港的资源、劳力都很缺乏，但近十年来竟新开了三万多个工厂，产值增长了十几倍。速度之快，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很突出。我们的条件比人家优越，完全可以利用招商局这个现成基础，多办一些事情，更多地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关于招商局的经营，《请示》提出了一个24字的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关于发展规划，《请示》提出：“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础工程与建港任务；抓住船价大跌时机，增添一批新船或半新船，开辟班轮航线，承办旅游联运，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收购超龄轮船，发展拆船业，把废钢重炼重轧为各种钢材；增设浮船坞修造国内外船只；兴建集装箱码头，积累经验；购进或卖出与航运有关的房地产、仓储等。”
关于资金，《请示》提出：“经营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并建议允许香港招商局的中转代理、仓储、驳运等业务每年约两千万港币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九年起留用五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为提高办事效率，《请示》建议：“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多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香港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建议授权港澳工委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五百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国内审批。”
这些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文革”刚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实在可以算得上斗胆陈言、石破天惊。
10月12日，李先念就欣然签批了。他在《请示》报告上字斟句酌地说：“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
此后几天里，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王震等也很快圈阅批复。10月20日，《请示》稿批件退回到叶飞的办公桌上。
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的叶飞，是典型的急性子。此时，他或许还不知道报送中央的《请示》李先念已经签批，但他坚信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会支持交通部的意见，所以没等文件批复即先行研究如何落实了。这次会议，本着叶飞提出的“用足用够香港对外窗口、技术先进优势”的精神，议定了落实《请示》的三条具体意见：一、招商局总部可以设在香港，但工作要打出去，日本、旧金山、西欧都可以设分公司；二、考虑到操作方便，不适于用招商局名义的企业，可以用灰色公司的名义，在欧洲共同体、日本分别设分公司；三、立即开办两个拆船公司，香港一个，内地也要搞一个。
对此，袁庚提出：“前几年招商局曾想搞拆船公司，因为香港地皮太贵，没有搞成。我看在靠近香港的广东大鹏湾可以搞一个。”大家一致赞成他的这一想法。接下来，当袁庚提出“这样逐项落实起来，工作过程中要突破一些国家原来规定的旧的框框”时，叶飞接过话来说：“这个问题看来要到国务院去提，不提不行。不突破这一步，就寸步难行。以买船为例，过去规定旧船由我们买，新船由外贸部买，现在还不是突破了！形势变了非变不可。这个问题，要在适当时提出来。你们不要在下面扯皮，由我们来解决。要改革上层建筑。是不是事事都要经过批准才办？这叫奉公守法。但有时候、有些事这样做不行，要冲破一些框框。怎么冲破？要有点胆量，但不能乱来，看准了就办，否则怎么创造？当然这不能乱来，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讲这个主要是为了解放思想，不要受这个束缚。即使出一点毛病，我们替你们承担，你们放心好了。”
会议结束后，叶飞又与袁庚个别磋商了建拆船厂的问题。叶飞对袁庚说：“你回广州后抓紧与广东省领导同志商谈在大鹏湾建拆船厂的事，要考虑搞大一点。由招商局在香港和广东省边界地区划一块地方建一片工业区，地皮和劳动力用广东省的，资本、技术和设备用香港的，企业收益两方分享，利益均沾。他们应该会支持。”最后，叶飞叮嘱袁庚：我下月到西欧几个国家出访。定了的事你们先抓紧干，搞起来。
11月17日，叶飞和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率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欧的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三国考察访问。12月初，叶飞一行在联邦德国考察莱茵河时接到了香港招商局电报：代表团结束访问返京时，请叶部长、郭副主任在香港短暂停留，听取招商局及在港单位的工作汇报。
12月14日，叶飞、郭洪涛一行结束在西欧的访问到达香港。稍事休息、参观，叶飞于16日下午和晚上，与郭洪涛一起连续听取了袁庚、招商局总经理金石等几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袁庚于9月初正式到香港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到香港上任，袁庚一个人也没有带，招商局原来的干部未作变动。他传达了部里利用招商局的决定后，干部职工都很受鼓舞，很快便明确分工，分头干了起来。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有关买船、远洋运营、修船、船舶代理、仓库、码头等工作，都有相应的发展和加强。友联厂正准备扩建，计划开办的新企业，如集装箱制造厂、无线电导航仪器厂（与日商合作）、玻璃纤维厂（与英商合作）、船舶物料五金公司，以及氧气厂、新加坡修船厂、建筑公司等，均已启动筹备。
关于建拆船公司的问题，金石作了说明：初步估算了一下，拆船厂占地面积很大，在香港买地皮太贵。准备与广东省、日商一并协商一下，到广东大鹏湾一带兴建。我们办，引进日本的技术。投资比例，招商局占四成，广东省和日商各占三成。
袁庚具体汇报了与广东省领导协商在大鹏湾建工业区的情况。袁庚说，我在11月22日已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就建工业区一事进行过交谈，广东省革委会副秘书长陆荧也参加了。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央领导对《请示》件的批复，介绍了部党组、招商局筹建工业区的指导思想：考虑到香港地皮太贵，劳动力也贵，把原拟建在香港的大部分企业移到港粤边界的广东一边。这样既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又可通过香港引进国际市场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产品销售提供多方面的便利。同时还可以为广东省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企业好了，广东作为投资（地皮和其他生产条件）方，也可获得相当的利益。刘田夫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并表示，工业区用地可以在大鹏湾一带选择，建成后的管理也可以参考香港的一些做法。双方约定，这一问题等叶部长出国访问归来经香港到广州时，再进一步商定。
听了袁庚等人的汇报，叶飞非常满意。他表示：“同意你们这么办，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在宝安县沿海地区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划作工业区，兴办有关工业企业，立即就办。我这次就去广州和省委领导谈，抓紧定下来，然后由交通部和省委根据商谈意见联合向中央写个报告。”
郭洪涛此前对交通部利用招商局的规划知之不多，听了袁庚他们汇报后深受鼓舞，说：“你们的设想和规划很好，按中央的指示办吧！广东省委同意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你们可以把这里作为交通部的技术后方，内地搞不了的在这里搞，内地培训不了的到这里培训，作为交通部的基地。”
12月18日，叶飞与郭洪涛、招商局总经理金石、张振声一起抵达广州。此前，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已先期到达。当天，他们一起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王全国在省委招待所磋商了筹建工业区的问题。
首先由金石汇报招商局筹建工业区的构想，以及需广东省革委会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厂房用地；二、原材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免税放行；三、非技术人员请省革委会安排。
刘田夫态度十分积极，当即表示：“除第二点省革委会无权允诺外，一、三两个问题都好解决。具体办法，由陆荧副秘书长和曾定若同志与招商局的同志们商谈。”
关于工业区地址选择，招商局提出到沙头角、蛇口、大鹏湾三个公社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根据三地的地理、经济及水、电供应等情况再作决定。
王全国表示：招商局搞工业区，要有配套设施，包括水、电、码头、道路和相应的福利、文化、医疗设施。你们应先去考察一下再定。
金石提出：员工的工资最好是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计件工资。工资额以不高于每人每月平均200元人民币（含工人福利金及生产奖金）。由招商局以外汇付给广东省，换取人民币付给工人。那年月，月工资200元是只有老资格“县太爷”才能拿到的数。刘田夫、王全国不约而同地说：“可以。”
双方都有准备，谈得很顺利。叶飞见主要问题都谈到了，均无异议，遂对金石他们说：既然如此，那下一步就是你们和广东省革委会的同志根据商谈的情况，联合向中央写个报告。
对于工业区的地址选择，招商局高度重视。金石、张振声等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经综合考虑、比较，最后选定在蛇口公社。12月24日，大家一起向刘田夫汇报：“认为工业区建在蛇口比较有利。”刘田夫表示同意，并当即向在场的广东省革委会、宝安县的同志说：“招商局是驻在香港的交通部的机构，不是资本家的产业。对充分利用招商局，国务院已批准，是有红头文件的。应该放手让招商局干，先干起来再说，然后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招商局干起来了，对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1979年1月上旬，招商局和广东省革委会的有关同志共同起草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起草好后，经在广州的曾生审阅修改，刘田夫、王全国等广东省革委会领导审阅签批后，招商局于1月10日派专人送往北京，由叶飞签发呈报党中央、国务院。
1979年1月26日，他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共同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同时，他向李先念建议：在广州主持这项工作的袁庚同志现在北京，若需了解具体情况，可由他当面汇报。
1月31日上午，李先念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召见袁庚及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听取了袁庚关于建蛇口工业区的汇报。袁庚熟悉情况又作了准备，汇报得很系统。从招商局的历史到目前的情况，从香港经济建设上的优势到创建蛇口工业区的指导思想，以及工业区的发展前景等，都作了介绍和说明。李先念、谷牧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插话提出问题，或对袁庚的汇报给予评论、肯定。当汇报到要求在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时，袁庚随手呈上一张地图。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下，说：“给你一块地可以，就给这个半岛（指南头以南的半岛）吧！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缴税——广东拿了30％，其实就是缴税。”
袁庚汇报完，李先念、谷牧都很满意。李先念拍着手里的《报告》问谷牧：“招商局他们这个报告，你看怎样批好？”
袁庚趁机提出：“《报告》中关于免税进出口的问题，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提出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李先念遂说：“好，我批！”一边说着，一边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先念，1979.1.31。”
2月1日，叶飞与彭德清、袁庚一起召集交通部有关部门领导，具体研究了《报告》落实问题。在具体分析了各部门在蛇口工业区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后，叶飞强调：这是当前全部的工作重点、中心，要把最强的力量拿上去，以最快的速度搞起来。
2月2日，谷牧遵照李先念的指示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的问题。他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李先念的批示精神，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尽可能给予配合和支持。
2月11日，交通部统一组织的一个35人的工作队，包括1名总工程师和各方面专家、技术人员34人，登上南下的列车。他们的任务是到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进行实地考察，拟订工业区的总体规划和“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航、通车、通信，平整土地）工程方案。
2月28日，招商局与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正式签订了蛇口工业区设计委托书。
就这样，蛇口工业区在人们新奇、疑惑的目光中破土动工了。首期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了通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变电站、供电线路、引水工程、通信工程，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商业服务设施。施工过程中，拓荒者们借鉴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振聋发聩地叫响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同年4月，就在蛇口工业区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广东省领导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发挥毗邻香港、华侨众多的优势，在深圳地区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广东省的这一报告，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随着沿海特区的开辟，蛇口工业区建设过程中率先采用的利用银行贷款，边投资边获益再投进去扩大收益的做法，以及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探索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引进竞争机制的做法等，很快被称为“蛇口模式”广泛传播开来，对沿海各大城市陆续开始的改革开放、特区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在蛇口工业区全面启动后的1979年2月底，开国上将叶飞离开交通部，再披戎装，担任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蛇口工业区建设的进展。他不仅自己多次前往视察，还带着海军的领导同志前往参观。他还多次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到蛇口视察，指导蛇口工业区的创建。■
（题图说明：1988年，邓小平与叶飞在人民大会堂握手交谈）
1977年5月9日至29日，交通部部长任上的叶飞，率团出访了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北欧四国。
这是叶飞到交通部两年多来第一次率团出访。此次出访，原本具有很大礼仪性、政治性：一是应瑞典交通大臣和芬兰工商部部长邀请对他们访华的回访，丹麦、挪威属于顺访；二是这些国家有意借此了解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否稳定，外交政策有何变化。但急于改变中国交通落后面貌、毫不隐讳自己奉行“拿来主义”的叶飞，却使出访带上鲜明的专业考察的性质。代表团成员7人，除叶飞、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外交部一名兼翻译的工作人员外，其余均系交通运输工程方面的专家。对此，叶飞有自己的见解：专心致力于经济、技术考察，本身就是对国内形势是否稳定的有力回答。
瑞典、芬兰等国，普遍海运发达，技术设备比较先进，且此前均同中国签订了政府间的海运协定。叶飞率团到访，各国政府都很重视，不仅接待友好、周到，参观考察的内容也安排得非常丰富，几乎有求必应。前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叶飞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哥德堡、赫尔辛基、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等港口，考察了滚装船、纯集装箱船、多用途破冰船等各种功能的船舶，对大小不等的多家造船厂、与交通运输有关的研究机构，从技术到管理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了解。参观考察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设备、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给叶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他们重技术、重人才、重科研的管理理念，强烈的国际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以及通过港口保税区、工业区扩大生产经营的做法，对叶飞的思想触动很大。
若干年后，叶飞还多次与人讲起：出访北欧四国的那些日子里，我脑海中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凌下，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是大陆解放快30年了，为什么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仍然迟缓？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能做到的事，社会主义却做不到？……如果我们还是（按）老办法（走）下去，二三十年能实现现代化吗？叶飞还不时与同行的袁庚等人议论、探讨：哪些东西可以“拿”回来为我所用？中国交通发展怎样才能快些、更快些？
晚年叶飞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思想：“我到交通部两年多，在国内看的港口还没有这次在北欧看的多。我原来看我国的码头机械一排排的，觉得很先进。这次出去一看，才知道人家才是先进，我们已经落后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那时，真称得上浮想联翩。我与袁庚议论利用香港的设想：那里有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根据中央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是可以充分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的。”
此次出访回国后，叶飞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列入了交通部重要的议事日程。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是驻在香港的一个百年老企业。新中国成立前，原是国民党政府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在内地的资产、员工被全部接管；1949年秋，招商局在香港的员工宣布起义，翌年初，政务院派员接管。当时，除将所属的13艘旧船开回内地使用外，在香港保留职工20多人以及部分房舍、仓库等资产，沿用招商局原名继续对外营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营发展不大，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补贴。1971年后，周恩来抓了一下，让其承担对外买船任务后，逐渐有了较大发展。1975年叶飞任交通部长后，在大批量购买远洋运输船的过程中，招商局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借此其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发展。
访问北欧四国及此后不久交通部又组团出访联邦德国考察莱茵河，所见所闻深深震动、刺激了交通部上下。1978年5月，叶飞主持召开由各省市交通部门领导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交通现代化规划。1978年6月27日下午，叶飞和副部长周惠、郭建出席国务院会议，向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陈慕华、方毅、谷牧、康世恩等，汇报了交通部座谈会情况和交通现代化规划。在这次汇报中，叶飞第一次向中央领导正式提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
叶飞说：“我们感到，现在国家对设在香港的招商局利用得很不够。交通部计划今后要通过招商局，充分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来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利用招商局的有利条件，在香港筹建一个航运公司，实行单独经营、单独核算，目的是为国家赚取外汇。除了经营海上运输外，还可以在香港建设修船厂、浮船坞、钢丝绳厂、尼龙缆厂和配件厂，发挥香港这个阵地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既为国家海运服务，又把生意做到境外去，为国家赚外汇，搞扩大再生产，同时积累、总结管理经验。这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李先念非常赞同叶飞的发言，当即表态说：“对香港，我的意思是放手利用。现在苏联都在香港建厂，我们为什么不搞？我的意见，不光是交通部这几个厂可以搞，还可以搞它几十个厂。香港是我们的嘛！搞100个厂也不算多。毛主席以前讲过，我们对香港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现在‘长期打算’是长期打算了，就是没有‘充分利用’。交通部开这个头是好的。”
会后，交通部党组决定派袁庚去香港，对招商局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考察。行前，叶飞向袁庚交代：“要认真考察一下，看这个机构能否有用，能用到什么程度。”
■“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全面启动■
1978年8月初，袁庚从香港回到北京。8月10日，他将对招商局的调查情况向交通部党组作了汇报。他说，经过近些年的发展，香港招商局现有干部、职工和船员6000余人，下属机构包括两个远洋运输公司，香港友联修造船厂，新加坡船务代理公司，海通物料公司，远东验船公司等。这些单位都已摸索出了一些发展业务的经验，诸如怎样与当地和国外厂商建立业务联系，怎样掌握国际航运业动向，怎样将航运与多种经营相结合等，均具有一定竞争力。总之，香港招商局很有发展前途。交通部党组听完汇报后一致认为，既然基础不错，就要放手利用。要抓紧时间，凡能干的都尽快干起来，并当场作出决定，立即组织力量起草给中央的文件，即《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
8月30日，交通部党组再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讨论稿，同时作出决定：由交通部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驻香港主持日常工作。
这一人事安排，叶飞是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的。曾生、袁庚两人不仅政治坚定、思想开放，有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事业心，且都是广东人。战争年代，曾生担任过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新四军东江纵队司令员，毗连香港的广东省宝安县当年是东江纵队的基本活动地区。袁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过东江纵队的联络处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两广纵队的作战科长、炮兵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中央机关工作。“文革”期间，“四人帮”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袁庚受牵连被关押多年，落实政策后调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长。叶飞后来说：“当时派到香港去工作，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熟悉香港；会讲广东话；懂得市场，会做生意。”所以，曾、袁两人都是最佳人选。
在这次会上，叶飞讲了一段在当时听来很“出格”，也曾经颇受非议的话。他说：“驻香港的干部，要懂得做买卖、懂得广东话、懂得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否则是要吃亏的。既然派袁庚去，就要授予袁庚在香港工作的权力。有些事情，他有权就地处理，不要事事请示。不能驭将于千里之外，驭将必败。在香港早晚市价都有变化，什么事情都要请示，那还行？！我们在香港的摊子很大，行政上都归招商局，袁庚同志总负责，就是大老板，在香港就能拍板。只有涉及重大方针政策的问题，要请示部里。其他业务工作，不要事事请示。经营方面，凡能赚钱的都办，要跳出交通部业务的范围。考虑问题不能光从交通部的角度，要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体制完全改变，单立户头，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就是和国内断线，不上缴财政，利滚利，滚雪球，这样才能越滚越大。这样做，实际上是利用香港为国家赚外汇，只是不通过财政部，而是由交通部自己上缴。”
此后不久，社会上传说袁庚去香港前叶飞曾交代：到香港后，“除掉妓院、赌场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为核实这句话，笔者查对了交通部当年的会议记录，如上的原话是没有的，记录上除前边引的一段外，另有几句是：“你去以后可以看，什么赚钱都可以干，如盖旅馆办餐厅赚钱，你可以搞。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干。授你权，就是这个方针。”当然，为简单、扼要，说成“除掉妓院、赌场不能干，什么赚钱都可办”，意思上也不为错。
10月9日，叶飞签发了交通部党组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件。
从内容上看，《请示》较一般同类文件的文字稍显长了些，主要是多了点这类文稿很少有的谈认识的内容。如《请示》开头部分写道：“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的思想又没有彻底解放，以致至今还没有放手大干，丧失时机，教训甚多。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尽管香港的资源、劳力都很缺乏，但近十年来竟新开了三万多个工厂，产值增长了十几倍。速度之快，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很突出。我们的条件比人家优越，完全可以利用招商局这个现成基础，多办一些事情，更多地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关于招商局的经营，《请示》提出了一个24字的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
关于发展规划，《请示》提出：“进一步发展一批中小型现代化交通工业和其他工业企业；接受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就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装配线，聘请专家、技师，为国内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兴办现代化建筑公司，承包港澳、国内基础工程与建港任务；抓住船价大跌时机，增添一批新船或半新船，开辟班轮航线，承办旅游联运，开展对外揽载业务；收购超龄轮船，发展拆船业，把废钢重炼重轧为各种钢材；增设浮船坞修造国内外船只；兴建集装箱码头，积累经验；购进或卖出与航运有关的房地产、仓储等。”
关于资金，《请示》提出：“经营这些企业的资金来源，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不向国家要投资。主要是就地筹集资金，依靠扩大发展业务，采取滚雪球的办法，或向银行贷款（包括向外资银行抵押贷款），也可试行发股票和有价证券，多方设法吸引港澳与海外游资；并建议允许香港招商局的中转代理、仓储、驳运等业务每年约两千万港币的净收入，从一九七九年起留用五年，不上缴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为提高办事效率，《请示》建议：“鉴于港澳的资本主义竞争激烈，情况瞬息多变，一定要改革上层建筑，简化审批手续。应该确定（香港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建议授权港澳工委可以一次批准招商局动用当地五百万美元的权限，从事业务活动；可以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国内审批。”
这些意见和建议，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文革”刚结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实在可以算得上斗胆陈言、石破天惊。
10月12日，李先念就欣然签批了。他在《请示》报告上字斟句酌地说：“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根据华主席‘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可为。”
此后几天里，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王震等也很快圈阅批复。10月20日，《请示》稿批件退回到叶飞的办公桌上。
■选址蛇口公社筹建工业区■
就在李先念签批交通部《请示》的同一天，即1978年10月12日，叶飞在上海锦江饭店交通部整顿上海港工作队的办公地点，主持召开党组会议，再次讨论了对香港招商局的利用问题。参加会议的除彭德清、陶琦、王西萍、程望副部长等党组成员外，在香港主持招商局日常工作的袁庚、买船小组负责人江波及上海部属单位的几位领导，均列席会议。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的叶飞，是典型的急性子。此时，他或许还不知道报送中央的《请示》李先念已经签批，但他坚信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会支持交通部的意见，所以没等文件批复即先行研究如何落实了。这次会议，本着叶飞提出的“用足用够香港对外窗口、技术先进优势”的精神，议定了落实《请示》的三条具体意见：一、招商局总部可以设在香港，但工作要打出去，日本、旧金山、西欧都可以设分公司；二、考虑到操作方便，不适于用招商局名义的企业，可以用灰色公司的名义，在欧洲共同体、日本分别设分公司；三、立即开办两个拆船公司，香港一个，内地也要搞一个。
对此，袁庚提出：“前几年招商局曾想搞拆船公司，因为香港地皮太贵，没有搞成。我看在靠近香港的广东大鹏湾可以搞一个。”大家一致赞成他的这一想法。接下来，当袁庚提出“这样逐项落实起来，工作过程中要突破一些国家原来规定的旧的框框”时，叶飞接过话来说：“这个问题看来要到国务院去提，不提不行。不突破这一步，就寸步难行。以买船为例，过去规定旧船由我们买，新船由外贸部买，现在还不是突破了！形势变了非变不可。这个问题，要在适当时提出来。你们不要在下面扯皮，由我们来解决。要改革上层建筑。是不是事事都要经过批准才办？这叫奉公守法。但有时候、有些事这样做不行，要冲破一些框框。怎么冲破？要有点胆量，但不能乱来，看准了就办，否则怎么创造？当然这不能乱来，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讲这个主要是为了解放思想，不要受这个束缚。即使出一点毛病，我们替你们承担，你们放心好了。”
会议结束后，叶飞又与袁庚个别磋商了建拆船厂的问题。叶飞对袁庚说：“你回广州后抓紧与广东省领导同志商谈在大鹏湾建拆船厂的事，要考虑搞大一点。由招商局在香港和广东省边界地区划一块地方建一片工业区，地皮和劳动力用广东省的，资本、技术和设备用香港的，企业收益两方分享，利益均沾。他们应该会支持。”最后，叶飞叮嘱袁庚：我下月到西欧几个国家出访。定了的事你们先抓紧干，搞起来。
11月17日，叶飞和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率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欧的荷兰、比利时、联邦德国三国考察访问。12月初，叶飞一行在联邦德国考察莱茵河时接到了香港招商局电报：代表团结束访问返京时，请叶部长、郭副主任在香港短暂停留，听取招商局及在港单位的工作汇报。
12月14日，叶飞、郭洪涛一行结束在西欧的访问到达香港。稍事休息、参观，叶飞于16日下午和晚上，与郭洪涛一起连续听取了袁庚、招商局总经理金石等几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袁庚于9月初正式到香港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到香港上任，袁庚一个人也没有带，招商局原来的干部未作变动。他传达了部里利用招商局的决定后，干部职工都很受鼓舞，很快便明确分工，分头干了起来。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有关买船、远洋运营、修船、船舶代理、仓库、码头等工作，都有相应的发展和加强。友联厂正准备扩建，计划开办的新企业，如集装箱制造厂、无线电导航仪器厂（与日商合作）、玻璃纤维厂（与英商合作）、船舶物料五金公司，以及氧气厂、新加坡修船厂、建筑公司等，均已启动筹备。
关于建拆船公司的问题，金石作了说明：初步估算了一下，拆船厂占地面积很大，在香港买地皮太贵。准备与广东省、日商一并协商一下，到广东大鹏湾一带兴建。我们办，引进日本的技术。投资比例，招商局占四成，广东省和日商各占三成。
袁庚具体汇报了与广东省领导协商在大鹏湾建工业区的情况。袁庚说，我在11月22日已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就建工业区一事进行过交谈，广东省革委会副秘书长陆荧也参加了。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央领导对《请示》件的批复，介绍了部党组、招商局筹建工业区的指导思想：考虑到香港地皮太贵，劳动力也贵，把原拟建在香港的大部分企业移到港粤边界的广东一边。这样既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又可通过香港引进国际市场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产品销售提供多方面的便利。同时还可以为广东省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企业好了，广东作为投资（地皮和其他生产条件）方，也可获得相当的利益。刘田夫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并表示，工业区用地可以在大鹏湾一带选择，建成后的管理也可以参考香港的一些做法。双方约定，这一问题等叶部长出国访问归来经香港到广州时，再进一步商定。
听了袁庚等人的汇报，叶飞非常满意。他表示：“同意你们这么办，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在宝安县沿海地区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划作工业区，兴办有关工业企业，立即就办。我这次就去广州和省委领导谈，抓紧定下来，然后由交通部和省委根据商谈意见联合向中央写个报告。”
郭洪涛此前对交通部利用招商局的规划知之不多，听了袁庚他们汇报后深受鼓舞，说：“你们的设想和规划很好，按中央的指示办吧！广东省委同意后向中央写个报告。你们可以把这里作为交通部的技术后方，内地搞不了的在这里搞，内地培训不了的到这里培训，作为交通部的基地。”
12月18日，叶飞与郭洪涛、招商局总经理金石、张振声一起抵达广州。此前，交通部副部长曾生已先期到达。当天，他们一起与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王全国在省委招待所磋商了筹建工业区的问题。
首先由金石汇报招商局筹建工业区的构想，以及需广东省革委会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厂房用地；二、原材料进口及产品出口免税放行；三、非技术人员请省革委会安排。
刘田夫态度十分积极，当即表示：“除第二点省革委会无权允诺外，一、三两个问题都好解决。具体办法，由陆荧副秘书长和曾定若同志与招商局的同志们商谈。”
关于工业区地址选择，招商局提出到沙头角、蛇口、大鹏湾三个公社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根据三地的地理、经济及水、电供应等情况再作决定。
王全国表示：招商局搞工业区，要有配套设施，包括水、电、码头、道路和相应的福利、文化、医疗设施。你们应先去考察一下再定。
金石提出：员工的工资最好是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行计件工资。工资额以不高于每人每月平均200元人民币（含工人福利金及生产奖金）。由招商局以外汇付给广东省，换取人民币付给工人。那年月，月工资200元是只有老资格“县太爷”才能拿到的数。刘田夫、王全国不约而同地说：“可以。”
双方都有准备，谈得很顺利。叶飞见主要问题都谈到了，均无异议，遂对金石他们说：既然如此，那下一步就是你们和广东省革委会的同志根据商谈的情况，联合向中央写个报告。
对于工业区的地址选择，招商局高度重视。金石、张振声等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经综合考虑、比较，最后选定在蛇口公社。12月24日，大家一起向刘田夫汇报：“认为工业区建在蛇口比较有利。”刘田夫表示同意，并当即向在场的广东省革委会、宝安县的同志说：“招商局是驻在香港的交通部的机构，不是资本家的产业。对充分利用招商局，国务院已批准，是有红头文件的。应该放手让招商局干，先干起来再说，然后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招商局干起来了，对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1979年1月上旬，招商局和广东省革委会的有关同志共同起草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起草好后，经在广州的曾生审阅修改，刘田夫、王全国等广东省革委会领导审阅签批后，招商局于1月10日派专人送往北京，由叶飞签发呈报党中央、国务院。
■“蛇口模式”应运而生■
1978年12月底，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公报明确，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使叶飞更坚定了创建蛇口工业区的信心。1979年1月26日，他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共同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同时，他向李先念建议：在广州主持这项工作的袁庚同志现在北京，若需了解具体情况，可由他当面汇报。
1月31日上午，李先念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召见袁庚及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听取了袁庚关于建蛇口工业区的汇报。袁庚熟悉情况又作了准备，汇报得很系统。从招商局的历史到目前的情况，从香港经济建设上的优势到创建蛇口工业区的指导思想，以及工业区的发展前景等，都作了介绍和说明。李先念、谷牧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插话提出问题，或对袁庚的汇报给予评论、肯定。当汇报到要求在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用地时，袁庚随手呈上一张地图。李先念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下，说：“给你一块地可以，就给这个半岛（指南头以南的半岛）吧！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缴税——广东拿了30％，其实就是缴税。”
袁庚汇报完，李先念、谷牧都很满意。李先念拍着手里的《报告》问谷牧：“招商局他们这个报告，你看怎样批好？”
袁庚趁机提出：“《报告》中关于免税进出口的问题，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提出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李先念遂说：“好，我批！”一边说着，一边在《报告》上批道：“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先念，1979.1.31。”
2月1日，叶飞与彭德清、袁庚一起召集交通部有关部门领导，具体研究了《报告》落实问题。在具体分析了各部门在蛇口工业区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后，叶飞强调：这是当前全部的工作重点、中心，要把最强的力量拿上去，以最快的速度搞起来。
2月2日，谷牧遵照李先念的指示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招商局建设蛇口工业区的问题。他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李先念的批示精神，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尽可能给予配合和支持。
2月11日，交通部统一组织的一个35人的工作队，包括1名总工程师和各方面专家、技术人员34人，登上南下的列车。他们的任务是到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进行实地考察，拟订工业区的总体规划和“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航、通车、通信，平整土地）工程方案。
2月28日，招商局与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正式签订了蛇口工业区设计委托书。
就这样，蛇口工业区在人们新奇、疑惑的目光中破土动工了。首期开发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建设了通往香港的客货运码头、变电站、供电线路、引水工程、通信工程，以及一些商品住宅和商业服务设施。施工过程中，拓荒者们借鉴香港企业的管理经验，率先引进国外通行的竞争机制，振聋发聩地叫响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同年4月，就在蛇口工业区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广东省领导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发挥毗邻香港、华侨众多的优势，在深圳地区划出一块地方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同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广东省的这一报告，同意试办“出口特区”。
随着沿海特区的开辟，蛇口工业区建设过程中率先采用的利用银行贷款，边投资边获益再投进去扩大收益的做法，以及吸收外来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探索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引进竞争机制的做法等，很快被称为“蛇口模式”广泛传播开来，对沿海各大城市陆续开始的改革开放、特区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在蛇口工业区全面启动后的1979年2月底，开国上将叶飞离开交通部，再披戎装，担任了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但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蛇口工业区建设的进展。他不仅自己多次前往视察，还带着海军的领导同志前往参观。他还多次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到蛇口视察，指导蛇口工业区的创建。■
（题图说明：1988年，邓小平与叶飞在人民大会堂握手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