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仪式暨《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影印本首发式发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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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7日，阮章竞笔记手稿捐赠仪式暨中华书局《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影印本首发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阮章竞之女阮援朝代表家属向国家图书馆捐赠了阮章竞《在太行山时期的一些材料》等笔记手稿共计87种178册件，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代表国家图书馆接受捐赠，并向家属颁发捐赠证书。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以及党史、军史、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首发式。与会嘉宾围绕阮章竞笔记手稿的历史和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认为，阮章竞先生家属将这批笔记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是有见地的义举。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不仅能保护保存文献，还使这批笔记手稿成为了公共资源，供各方面的社科研究者使用，成全了前人“存史”之功，是泽被后世的好事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
1954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创设名家手稿文库时，阮章竞先生就亲自将代表作《漳河水》手稿无偿捐赠我馆。2002年，阮援朝女士又将阮章竞谈《漳河水》创作经过与体会的《漫忆咿呀学语时》手稿捐赠我馆。此次捐赠，使得国家图书馆的阮章竞手稿收藏更具规模、更成体系。
阮章竞很早就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存史”意识，对亲自经历的社会变革，对在社会变革中做出牺牲的战友、乡亲，始终抱有一份“后死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自赋使命，要为这些人和这些事留下文字记录。然而，当时他所做的大量文字记录，已随战火湮灭。此后又经历“文革”浩劫，幸存至今的文字记录显得尤为珍贵。此次捐赠的手稿，是全部幸存下来的阮章竞笔记手稿。包括太行山相关笔记；1946 年太行第二届群英会时在武委会上做的会议记录；1950—1954 年在华北局宣传部时期的工作笔记；1956—1959 年在包钢建设中的工作笔记；1961 年访问墨西哥、古巴两个拉美国家，亲历“吉隆滩战役”的前线笔记等等，涉及文学、语言、民俗、讲话记录、工作采访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这些笔记手稿，没有加工，没有干预，完全以最初的面貌呈现，为人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也为人们真切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入口。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
此次影印出版的阮章竞太行山四种笔记分别是：《民间语言记录》、《乡间纪事》、《土改纪事录》和《重回太行山笔记》，前三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阮先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日记、笔记，第四种是1963年阮先生为给自己创作长篇小说补充素材，而重回太行山进行的各种座谈笔录，保存了当年的抗战亲历者关于太行山抗战生活的一些回忆。——这四种笔记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的历史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是重要的革命史、文化史资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为学历史的人。我更推崇的是阮章竞先生的“存史”意识。就是随时随地有意识地记录和保存生产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各种资料——这一方面反映了阮先生对历史的尊重和高度负责，一方面也给后来的史学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后出的史学著作，内容会更真实、更充实、更饱满，立论更有依据。这一点，对史学研究、对史学工作者非常重要。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浩岗：
我把迄今为止关于土地革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个主要类型，即“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和“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所谓“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导，严格按该意识形态对社会阶级关系及不同阶级本质的判断进行描写的作品。所谓“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虽然也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但作者个人体验与认识仍起一定作用的作品。所谓“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新时期以后出现的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进行“修正”、补充或颠覆式描写的作品。
对照阮章竞太行山笔记中的有关内容，以他不曾发表的《南王翻身谣》和《赤叶河》的创作为例，重点探讨“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太行山笔记作为阮章竞的工作笔记与备忘录，是真实记录当年客观现实、反映作者真实感受与想法的可靠一手材料。其中关于太行山地区土改的材料既揭示了“恶霸”型地主是客观存在，并非作家们向壁虚构的产物，又说明还有大量非恶霸型地主；既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又揭示出土改中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的暴力过火行为。
《南王翻身谣》之所以当年不曾上演和发表，是因在它写成的年代，彻底推翻地主阶级成为党在农村的首要任务。而该剧只写了一个“反恶霸”故事，对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并未重点突出。《赤叶河》的初稿本在写有权势的地主欺压农民的同时，也写到农民劳动生活的快乐、赌博致穷，写到土改之后最初两年的农民生活时并未渲染欢乐气氛。这些“非典范”性的情节，在以后的反复修改中被逐步删除殆尽。但定稿本仍将青年农妇燕燕自杀的原因除了归罪于地主欺辱，也把其丈夫王禾子的封建贞洁观念作为原因之一，这反映出该剧仍有一定的“非典范”性。而这种“非典范”性，在今天看来使它较之那些完全合乎意识形态规范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内涵更为丰富。阮章竞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听取众人意见，反复修改，已近乎集体创作，“而集体创作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这是阮老的切身体会，值得研究者注意。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
看了阮章竞的笔记之后，我觉得很震撼。他记录的非常详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尽可能的要把原生态的东西表现出来，使他的笔记具有了超出一般工作笔记的价值。
阮先生记录的是他本人1948年3-5月在河南安阳搞土改复查，正好碰到毛泽东、任弼时在给土改纠左的这个过程当中，前后的历史过程记录得非常详细。晋冀鲁豫是土改搞得比较较激烈的地方，杀人是非常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从文件当中可以看得到。但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它的细节是什么样的？阮章竞的土改记录是真实的现场记录，调查的非常细。既看到47年土改中一些惨烈的场面，也可以看到48年在纠左的过程中间，怎么样调整的政策。
他的太行土改笔记内容很丰富。这个村子在国民党来的时候，干部们上山了，然后又回来。在这个拉锯过程当中，对于民众的心理影响是怎么样的？笔记上有很深刻的一些反映。阮章竞用一些很土、但是又很准确的语言把它描绘出来：“麻雀跟着蝙蝠走”，来表示普通民众的那种无奈和顺从。这种对普通民众心态的反映，很有意思。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更细致的那种原来乡村里面的权力关系，和后来革命所建构的权力关系，中间有冲突。这个冲突我们在正式的文件当中，往往是说要执行团结中农路线啊，用这些大而化之的话来说。在笔记当中，反映这些都是很具有现场感的，对革命斗争中的那种复杂性、双重性、两面性、细节性有更充分的展现。对大多数农民来讲，自己是中农，却不知道自己怎么被划分成为中农的，怎么就成了团结对象；而且也可以看到在组织农会、建立贫农团的过程；农民们感到不入农会好像就是异类，就会有被边缘化、甚至有被批斗、被处理的危险性；让我们看到土改中的众生相。革命洪流席卷下的贫富关系、革命和革命对象的关系、普通农民和勇敢分子农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笔记中间表现得比较充分。
我认为从史料价值的角度上讲，这个笔记有可能会超过阮章竞文学上的成就。笔记对于研究47年、48年的土改，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当然确实还会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就是需要到现场，去看看当地运动的整个环境是怎样的。把当地的土改运动整体情况摸一下之后，再结合地来看这个笔记，它的史料价值可能就更充分的展现出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
今天想讲讲这套笔记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当然在不同的学科会做不同的归纳，文学方面的、史学方面的、甚至还有社会学方面的、民俗学方面的等等。在历史学方面的。
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一套原始文献，没有被干预，就是没有人对它进行过加工，没有人对它做改编、取舍、删节、增添。这样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的工作者来说，是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强调的。这套笔记完全是影印的，它的一切都按照原始面貌保存下来。这样的笔记，就跟我们以往读到的那些经过转录以后的笔记相比，它的文献价值更高，它的可信度更高。
从研究的角度说，这套笔记给我的印象，首先是阮章竞先生这样30年代从开始倾向革命，到投身革命后，对革命文艺所做的大量实践，呈现了他对实际的政治斗争生活，甚至包括军事斗争生活，所投入的精力，这非常重要。写文化人与革命之间互动关系的作品有很多，个人原始笔记的特点是没有被建构过，是最原生态的东西，提供了非常生动具象，并且很可靠史料。对研究革命文化人在共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比方他的《乡间记事》：1945年6月8日，我这样一个没有底层工作经验的人，要到乡村去工作，去调查，他说“感到有些怯”，还讲了一二三四几个理由。这对了解文化人和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很有帮助。
这套笔记还提供了底层社会跟革命的互动关系，最原生态的原始史料。他的记录涉及到中国北方农村的地权状况、底层的金融状况、借贷关系、中国北方农村底层的社会结构，相互之间的邻里关系，甚至包括风土人情习俗等等。还反映了这样的革命深入到乡村以后，乡村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单纯的主动和被动，而是模糊的，多面相的，复杂的，丰富的。
革命影响了乡村，乡村也会影响了革命。这套笔记也是研究底层革命史的重要文献。中国北方农村的乡村土改实际上一开始是采取激进主义的政策的。从47年底开始，中共高层开始作修正。底层、中层对此是怎么反应的，过去缺乏这两个层级的叙述。但是通过阮章竞的笔记可以发现，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应对和反馈。比如一则很小的笔记很有意思，是阮章竞先生1948年的3月，到了安阳的西积善村，去做土改纠偏。上级的政策，底层贯彻执行时并不简单。一个女土改工作团员，阮章竞先生给她起个绰号叫百灵鸟。不是说她歌唱得多好，而是说这个人喜欢叽叽喳喳。在研究商量土改中赔付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意见。阮章竞先生主张按照实际损害的多少赔付，百灵鸟主张应该按阶级成分来赔偿。会上争执的细节，就反映了不同层级应对纠偏的复杂面相。这在过去宏大叙事的土地改革史中是看不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辛逸：
我说三点。第一是阮章竞先生的存史意识。他不仅有存史意识，关键是他在实践。他本人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存史精神，他对那个时期史实记忆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现在的很多史学家。
第二，访问笔记是一种间接的经历史，虽然有一定的碎片化，不是很连贯，但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事人的经历。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宏大的历史叙事的结论，应该有很好的补充、丰富，甚至是修正的作用。这就是阮章竞先生笔记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的。
第三，举几个例子。
1948年5月21日上午研究怎么退赔侵占中农房子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开会讨论赔偿中农的等级和数目，有争论。说明当时侵占中农的利益是非常普遍的。我感到阮章竞先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家、革命家，他有一段话，让我非常佩服他的洞悉力。他说：“在土改中中农是同盟军，但在生产中他就成了主力军。”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谁？真正能够生产大量粮食来支援前线，为最初的工业化、粮食的商品化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新中农。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央的政策，来理解保护中农。
笔记中记录老百姓和日本侵略军之间的关系，写的简洁又活灵活现。譬如他记录：“有个老农民，拉牲口藏在破窑里。敌人过来，一二人，背防毒面具包，发现牲口，拉走。老农民看见无人就把敌人打死，晚上和儿子把敌人扔掉。”“在安阳六七人，把最后走的太君弄死，搜了东西文件把日军扔在水窖中。几天后，有一日军还活，在井里骂，后用砖头砸死。得了两条枪。”
再比如阮先生访问了一个既参加过抗日，又参加过入朝作战的战士。他说：入朝后“换朝鲜人民军服装，人家是斜纹的，我是平面，帽未换，鞋未换。”第一战役打兴安洞，“敌飞机来，放照明弹，我猛突，把敌按到山沟，四十多敌，全部抓住。敌不肯走，情况很紧。营长说果断处理。拿机枪手榴弹，全部点了。”看了这部笔记，感到确实应该认真学习。我们的历史建构、历史叙事，需要更多的细节来补充，来丰富历史的多面性，甚至颠覆、修改被神话了的历史。
当代史学者徐庆全：
建国后，他在华北局宣传部当文艺处长，那是个不小的官。大区撤销，他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做党总支书记。他本来可以在仕途上接着往前走，遇到反胡风、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他纠结的无以复加。最后他决定自己跑了。跑到包头钢铁公司去挂职当宣传部长，写东西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似乎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一直在写作的过程中纠结。革命需要他做官员，但是内心的创作欲望使他想摆脱这种境遇。80年代是老作家边缘化，新作家新思潮蜂起的年代，他还在创作长篇小说《太行山不倒》，还在固守着他的创作体系。这又出现了一个矛盾，老作家和新作家之间的一种矛盾。我用的词就是“很纠结”。如果我们单纯地把他看成是个人的纠结，那无助于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如果把他放到中国革命大的历史逻辑当中，就能看到革命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官员、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冲击逻辑在里面。
看了太行山笔记，加深了我以前的一个观点：文学、作家到底与中共党史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党史界的老师讲党史，讲到文学都是几笔带过的。可是反过来呢？文学从普罗文学开始，实际上就是革命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到1942年《讲话》以后提出的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就是在党的宣传工作里面的。但文学研究和党史研究分开了。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只看作品本身，很少看作品产生的背景在哪里。看阮章竞笔记会发现，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基本上是与党史研究息息相关的。党史界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当代文学史对党史的理解，这两者应该紧密联系起来。手稿笔记中所记的内容，也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传记》组长李海文：
看了阮章竞先生的回忆录。首先我感觉阮章竞先生是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文化青年，投身于抗战、投身于革命，所以在他身上其实是有两种气质的，一种是作为文化人的气质，另外一种是作为战士的气质。这两种气质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一定的矛盾，会比较难处理。他是利用自己所有的特长，来为民族赢得这场战争做出努力和奋斗。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有痛苦，在面对中国革命的时候，他会觉得革命队伍中有一些现象，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在这里面他也会有一些纠结。但是他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也坚持自己的人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这一代人真正能够把东西留下来，特别是原始笔记留下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战火，有好多种原因使得笔记不容易留下来。比如我父亲长期做地下工作，地下工作者有一个基本习惯——绝对不留任何东西。我母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开始一直记笔记，而且一直留着。但是“文革”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因为那里面涉及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如果笔记被人抄走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我觉得阮章竞从他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的角度，他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客观的写下来，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评价写下来。很多人不把自己对这个事的看法写下来，只记录这个事本身。所以，这些评价是这部手稿中价值非常特殊的地方。
会上阮援朝代表家属首先做了致谢发言。原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李小雪（李雪峰之子）、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东东（李庄之女）也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阮章竞先生的敬意。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以及党史、军史、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首发式。与会嘉宾围绕阮章竞笔记手稿的历史和研究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认为，阮章竞先生家属将这批笔记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是有见地的义举。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不仅能保护保存文献，还使这批笔记手稿成为了公共资源，供各方面的社科研究者使用，成全了前人“存史”之功，是泽被后世的好事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
1954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创设名家手稿文库时，阮章竞先生就亲自将代表作《漳河水》手稿无偿捐赠我馆。2002年，阮援朝女士又将阮章竞谈《漳河水》创作经过与体会的《漫忆咿呀学语时》手稿捐赠我馆。此次捐赠，使得国家图书馆的阮章竞手稿收藏更具规模、更成体系。
阮章竞很早就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存史”意识，对亲自经历的社会变革，对在社会变革中做出牺牲的战友、乡亲，始终抱有一份“后死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自赋使命，要为这些人和这些事留下文字记录。然而，当时他所做的大量文字记录，已随战火湮灭。此后又经历“文革”浩劫，幸存至今的文字记录显得尤为珍贵。此次捐赠的手稿，是全部幸存下来的阮章竞笔记手稿。包括太行山相关笔记；1946 年太行第二届群英会时在武委会上做的会议记录；1950—1954 年在华北局宣传部时期的工作笔记；1956—1959 年在包钢建设中的工作笔记；1961 年访问墨西哥、古巴两个拉美国家，亲历“吉隆滩战役”的前线笔记等等，涉及文学、语言、民俗、讲话记录、工作采访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这些笔记手稿，没有加工，没有干预，完全以最初的面貌呈现，为人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也为人们真切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入口。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
此次影印出版的阮章竞太行山四种笔记分别是：《民间语言记录》、《乡间纪事》、《土改纪事录》和《重回太行山笔记》，前三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阮先生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日记、笔记，第四种是1963年阮先生为给自己创作长篇小说补充素材，而重回太行山进行的各种座谈笔录，保存了当年的抗战亲历者关于太行山抗战生活的一些回忆。——这四种笔记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的历史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是重要的革命史、文化史资料，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作为学历史的人。我更推崇的是阮章竞先生的“存史”意识。就是随时随地有意识地记录和保存生产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各种资料——这一方面反映了阮先生对历史的尊重和高度负责，一方面也给后来的史学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后出的史学著作，内容会更真实、更充实、更饱满，立论更有依据。这一点，对史学研究、对史学工作者非常重要。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阎浩岗：
我把迄今为止关于土地革命的文学作品分为三个主要类型，即“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和“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所谓“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以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为指导，严格按该意识形态对社会阶级关系及不同阶级本质的判断进行描写的作品。所谓“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虽然也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但作者个人体验与认识仍起一定作用的作品。所谓“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是指新时期以后出现的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进行“修正”、补充或颠覆式描写的作品。
对照阮章竞太行山笔记中的有关内容，以他不曾发表的《南王翻身谣》和《赤叶河》的创作为例，重点探讨“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太行山笔记作为阮章竞的工作笔记与备忘录，是真实记录当年客观现实、反映作者真实感受与想法的可靠一手材料。其中关于太行山地区土改的材料既揭示了“恶霸”型地主是客观存在，并非作家们向壁虚构的产物，又说明还有大量非恶霸型地主；既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又揭示出土改中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的暴力过火行为。
《南王翻身谣》之所以当年不曾上演和发表，是因在它写成的年代，彻底推翻地主阶级成为党在农村的首要任务。而该剧只写了一个“反恶霸”故事，对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并未重点突出。《赤叶河》的初稿本在写有权势的地主欺压农民的同时，也写到农民劳动生活的快乐、赌博致穷，写到土改之后最初两年的农民生活时并未渲染欢乐气氛。这些“非典范”性的情节，在以后的反复修改中被逐步删除殆尽。但定稿本仍将青年农妇燕燕自杀的原因除了归罪于地主欺辱，也把其丈夫王禾子的封建贞洁观念作为原因之一，这反映出该剧仍有一定的“非典范”性。而这种“非典范”性，在今天看来使它较之那些完全合乎意识形态规范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内涵更为丰富。阮章竞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当年听取众人意见，反复修改，已近乎集体创作，“而集体创作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这是阮老的切身体会，值得研究者注意。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
看了阮章竞的笔记之后，我觉得很震撼。他记录的非常详细。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是尽可能的要把原生态的东西表现出来，使他的笔记具有了超出一般工作笔记的价值。
阮先生记录的是他本人1948年3-5月在河南安阳搞土改复查，正好碰到毛泽东、任弼时在给土改纠左的这个过程当中，前后的历史过程记录得非常详细。晋冀鲁豫是土改搞得比较较激烈的地方，杀人是非常多的。这个情况我们从文件当中可以看得到。但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它的细节是什么样的？阮章竞的土改记录是真实的现场记录，调查的非常细。既看到47年土改中一些惨烈的场面，也可以看到48年在纠左的过程中间，怎么样调整的政策。
他的太行土改笔记内容很丰富。这个村子在国民党来的时候，干部们上山了，然后又回来。在这个拉锯过程当中，对于民众的心理影响是怎么样的？笔记上有很深刻的一些反映。阮章竞用一些很土、但是又很准确的语言把它描绘出来：“麻雀跟着蝙蝠走”，来表示普通民众的那种无奈和顺从。这种对普通民众心态的反映，很有意思。
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更细致的那种原来乡村里面的权力关系，和后来革命所建构的权力关系，中间有冲突。这个冲突我们在正式的文件当中，往往是说要执行团结中农路线啊，用这些大而化之的话来说。在笔记当中，反映这些都是很具有现场感的，对革命斗争中的那种复杂性、双重性、两面性、细节性有更充分的展现。对大多数农民来讲，自己是中农，却不知道自己怎么被划分成为中农的，怎么就成了团结对象；而且也可以看到在组织农会、建立贫农团的过程；农民们感到不入农会好像就是异类，就会有被边缘化、甚至有被批斗、被处理的危险性；让我们看到土改中的众生相。革命洪流席卷下的贫富关系、革命和革命对象的关系、普通农民和勇敢分子农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笔记中间表现得比较充分。
我认为从史料价值的角度上讲，这个笔记有可能会超过阮章竞文学上的成就。笔记对于研究47年、48年的土改，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当然确实还会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就是需要到现场，去看看当地运动的整个环境是怎样的。把当地的土改运动整体情况摸一下之后，再结合地来看这个笔记，它的史料价值可能就更充分的展现出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
会前我对阮章竞先生的生平做了一些案头的工作和了解，突然发现我的儿童时代，还真是受到过他文学方面的影响，就是他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我们50年代前后生人的大概都会有印象。
今天想讲讲这套笔记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当然在不同的学科会做不同的归纳，文学方面的、史学方面的、甚至还有社会学方面的、民俗学方面的等等。在历史学方面的。
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一套原始文献，没有被干预，就是没有人对它进行过加工，没有人对它做改编、取舍、删节、增添。这样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的工作者来说，是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强调的。这套笔记完全是影印的，它的一切都按照原始面貌保存下来。这样的笔记，就跟我们以往读到的那些经过转录以后的笔记相比，它的文献价值更高，它的可信度更高。
从研究的角度说，这套笔记给我的印象，首先是阮章竞先生这样30年代从开始倾向革命，到投身革命后，对革命文艺所做的大量实践，呈现了他对实际的政治斗争生活，甚至包括军事斗争生活，所投入的精力，这非常重要。写文化人与革命之间互动关系的作品有很多，个人原始笔记的特点是没有被建构过，是最原生态的东西，提供了非常生动具象，并且很可靠史料。对研究革命文化人在共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比方他的《乡间记事》：1945年6月8日，我这样一个没有底层工作经验的人，要到乡村去工作，去调查，他说“感到有些怯”，还讲了一二三四几个理由。这对了解文化人和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很有帮助。
这套笔记还提供了底层社会跟革命的互动关系，最原生态的原始史料。他的记录涉及到中国北方农村的地权状况、底层的金融状况、借贷关系、中国北方农村底层的社会结构，相互之间的邻里关系，甚至包括风土人情习俗等等。还反映了这样的革命深入到乡村以后，乡村所发生的变化——不是单纯的主动和被动，而是模糊的，多面相的，复杂的，丰富的。
革命影响了乡村，乡村也会影响了革命。这套笔记也是研究底层革命史的重要文献。中国北方农村的乡村土改实际上一开始是采取激进主义的政策的。从47年底开始，中共高层开始作修正。底层、中层对此是怎么反应的，过去缺乏这两个层级的叙述。但是通过阮章竞的笔记可以发现，不同层级有不同的应对和反馈。比如一则很小的笔记很有意思，是阮章竞先生1948年的3月，到了安阳的西积善村，去做土改纠偏。上级的政策，底层贯彻执行时并不简单。一个女土改工作团员，阮章竞先生给她起个绰号叫百灵鸟。不是说她歌唱得多好，而是说这个人喜欢叽叽喳喳。在研究商量土改中赔付问题的时候，有两种意见。阮章竞先生主张按照实际损害的多少赔付，百灵鸟主张应该按阶级成分来赔偿。会上争执的细节，就反映了不同层级应对纠偏的复杂面相。这在过去宏大叙事的土地改革史中是看不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辛逸：
我说三点。第一是阮章竞先生的存史意识。他不仅有存史意识，关键是他在实践。他本人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存史精神，他对那个时期史实记忆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现在的很多史学家。
第二，访问笔记是一种间接的经历史，虽然有一定的碎片化，不是很连贯，但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事人的经历。对我们耳熟能详的宏大的历史叙事的结论，应该有很好的补充、丰富，甚至是修正的作用。这就是阮章竞先生笔记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的。
第三，举几个例子。
1948年5月21日上午研究怎么退赔侵占中农房子的问题。第二天上午开会讨论赔偿中农的等级和数目，有争论。说明当时侵占中农的利益是非常普遍的。我感到阮章竞先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文学家、革命家，他有一段话，让我非常佩服他的洞悉力。他说：“在土改中中农是同盟军，但在生产中他就成了主力军。”当时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谁？真正能够生产大量粮食来支援前线，为最初的工业化、粮食的商品化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新中农。他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央的政策，来理解保护中农。
笔记中记录老百姓和日本侵略军之间的关系，写的简洁又活灵活现。譬如他记录：“有个老农民，拉牲口藏在破窑里。敌人过来，一二人，背防毒面具包，发现牲口，拉走。老农民看见无人就把敌人打死，晚上和儿子把敌人扔掉。”“在安阳六七人，把最后走的太君弄死，搜了东西文件把日军扔在水窖中。几天后，有一日军还活，在井里骂，后用砖头砸死。得了两条枪。”
再比如阮先生访问了一个既参加过抗日，又参加过入朝作战的战士。他说：入朝后“换朝鲜人民军服装，人家是斜纹的，我是平面，帽未换，鞋未换。”第一战役打兴安洞，“敌飞机来，放照明弹，我猛突，把敌按到山沟，四十多敌，全部抓住。敌不肯走，情况很紧。营长说果断处理。拿机枪手榴弹，全部点了。”看了这部笔记，感到确实应该认真学习。我们的历史建构、历史叙事，需要更多的细节来补充，来丰富历史的多面性，甚至颠覆、修改被神话了的历史。
当代史学者徐庆全：
阮章竞先生是1936年参加左翼运动起来的一位作家。这一批在35、36年参加左翼运动的革命作家所走过的路大致差不多。比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这些作家，一路走来，到了建国后都成了官员，作品较少。
阮章竞先生与这些人不太一致。他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比较纠结、矛盾的地方。他在太行山呆了12年，尽管是个文艺家，但是在抗日前线、第一线打鬼子的。他做过游击队指导员，后来领导太行山剧团、写东西。43年整风，从他的笔记材料或者其他材料中，能看出对于整风他有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官员的两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实际上纠结得很厉害。建国后，他在华北局宣传部当文艺处长，那是个不小的官。大区撤销，他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做党总支书记。他本来可以在仕途上接着往前走，遇到反胡风、反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他纠结的无以复加。最后他决定自己跑了。跑到包头钢铁公司去挂职当宣传部长，写东西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虽然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似乎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一直在写作的过程中纠结。革命需要他做官员，但是内心的创作欲望使他想摆脱这种境遇。80年代是老作家边缘化，新作家新思潮蜂起的年代，他还在创作长篇小说《太行山不倒》，还在固守着他的创作体系。这又出现了一个矛盾，老作家和新作家之间的一种矛盾。我用的词就是“很纠结”。如果我们单纯地把他看成是个人的纠结，那无助于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如果把他放到中国革命大的历史逻辑当中，就能看到革命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官员、革命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冲击逻辑在里面。
看了太行山笔记，加深了我以前的一个观点：文学、作家到底与中共党史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党史界的老师讲党史，讲到文学都是几笔带过的。可是反过来呢？文学从普罗文学开始，实际上就是革命链条上的一颗螺丝钉。到1942年《讲话》以后提出的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就是在党的宣传工作里面的。但文学研究和党史研究分开了。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只看作品本身，很少看作品产生的背景在哪里。看阮章竞笔记会发现，他透露出来的信息，基本上是与党史研究息息相关的。党史界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当代文学史对党史的理解，这两者应该紧密联系起来。手稿笔记中所记的内容，也印证了我的这个想法。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传记》组长李海文：
阮章竞的名字是从《妇女自由歌》知道的，这些歌的影响很大，传播得更远。我是研究党史的，刚才大家谈到土改。郭小川写过《一个和八个》，阮章竞写过《赤叶河》，他们都是亲临其境参加过战斗的人。他们写的都不是典范的土改。我认为他们写的都是眼睛看到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写出来的历史要比真的历史简单多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后人历史的复杂性，不是号角一吹响，一冲锋，必然就拿下那个山头了。不那么简单，要是拿不下那个山头，也许人就崩溃了。特别是新闻出版总署、党史研究室，应该让大家把这种复杂性写出来，这样我们的后人才不会走弯路。我今年见过一个俄罗斯学者，他说：你看，美国人说如果我们改革，他们就不会东进。美国人骗了我们，他们都东进到波兰去建军事基地了，把乌克兰瓦解了。我说你该想想为什么会受骗。因为了解的历史太简单了。简单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不会考虑复杂的问题，会轻信，上当。历史工作者有义务把历史的复杂性告诉大家。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章文晋之子）：
对阮章竞先生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就是《妇女自由歌》。我刚记事的时候，大喇叭里整天播这个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作者是谁。
看了阮章竞先生的回忆录。首先我感觉阮章竞先生是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文化青年，投身于抗战、投身于革命，所以在他身上其实是有两种气质的，一种是作为文化人的气质，另外一种是作为战士的气质。这两种气质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一定的矛盾，会比较难处理。他是利用自己所有的特长，来为民族赢得这场战争做出努力和奋斗。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有痛苦，在面对中国革命的时候，他会觉得革命队伍中有一些现象，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在这里面他也会有一些纠结。但是他坚持自己的革命理想，也坚持自己的人性，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这一代人真正能够把东西留下来，特别是原始笔记留下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战火，有好多种原因使得笔记不容易留下来。比如我父亲长期做地下工作，地下工作者有一个基本习惯——绝对不留任何东西。我母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开始一直记笔记，而且一直留着。但是“文革”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因为那里面涉及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儿，如果笔记被人抄走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了。
我觉得阮章竞从他个人的角度，从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的角度，他能够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客观的写下来，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评价写下来。很多人不把自己对这个事的看法写下来，只记录这个事本身。所以，这些评价是这部手稿中价值非常特殊的地方。
会上阮援朝代表家属首先做了致谢发言。原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李小雪（李雪峰之子）、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李东东（李庄之女）也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阮章竞先生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