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军队在美国舆论中的形象演变历程（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8期 作者：钱立勇 点击次数：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的外部封锁包围，中国军队与外军的交流沟通缺少机会和管道。这以及其他多种原因导致外界对中国军队的形象不甚清晰甚至误解。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舆论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军队国际形象也随之流变，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具象。新中国军队真正走向世界，为美国人所认识和了解，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与“联合国军”交战，形成了美国人对新中国军队的“元像”，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影响着美国舆论对中国军队的态度和看法。此后，因美方对新中国固有的成见叠印上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再加上冷战使中西方交往基本隔绝，美国人得出了扭曲的中国军队形象。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举措，美方误认为中国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靠近，加上双方拥有共同对付苏联霸权扩张的需求，因此中国军队形象相应地开始好转。
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美国媒体再次大肆“妖魔化”中国，中国军队形象一度跌入谷底。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整体形象的改善以及军队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军队的形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由“鸭子”到“狮子”，再到“红祸”和“好战”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亲苏的共产党政权，美国朝野和媒体上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与美军正式交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给美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使“红祸”论蔓延，给美国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随着双方的对立，美国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充分信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只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这一时期，美国人在冷战背景下，将解放军扭曲为“中国鬼子”“赤色匪群”的形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战场上中美直接对抗。在美国人看来，好像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组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一下子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在谈到朝鲜战争对改变美国对中国军队印象时说：“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微小的美国及其同盟军队吞没在以欺骗手段的技巧隐藏起来的巨大中国军队之中。”抗美援朝战争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人懦弱猥琐、不堪一击的定型化形象一扫而光，“整整一代人或者说两代人对中国战士的形象是不计伤亡地拥向战壕和坦克”。战争初期，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美国人回忆：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如50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2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30万中国军队被区区3000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得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中，中国军队“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难怪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名将军会说：中国要是敢参战那将是一场大屠杀！结果战后英国人说美国：要是中国军队有和美国军队一样的装备，那才真正是一场大屠杀！只不过被屠杀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美国人敬佩不已。当中美军队交战的时候，智慧、训练有素的中国斗士形象，不仅让美国人震惊，也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有威胁性的念头。一名美国众议员说：“我无法把东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士兵。1951年在朝鲜，我第一次相信它。艾恩·迈克·奥丹尼尔告诉我，中国军队是他所知道的人员配备最好、受过最好训练的军队……看起来不大像是中国佬，和我曾经对中国人有过的整个观念相反……我知道他们有点残忍的倾向，但完全不能把他们看作可怕的、顽强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这样的战士……”
美国一名著名的新闻记者说：“他们具有无限的人力，并且从我在朝鲜的经历来看，技术水准远远超出美国人曾经认为可能达到的水平。中国人比起过去的德国人是更优秀的炮手。”美国一名前高级官员说：“我从小就认为中国人不会使用机器。现在，突然地中国人驾驶起喷气式飞机来！……我原来一直以为‘黄祸’是无稽之谈……现在我可以想象与斯拉夫人协作的亚洲佬，的确可以征服世界！”《生活》杂志曾对此评价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几十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通过数据模拟上甘岭战役。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两座海拔分别才597.9米和537.7米的小山包，美国老将范佛里特为什么在43天的时间里，动用了整整7万兵力，仅第一天就向这片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发射了30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把上甘岭主峰削低了整整两米，却最终没能把这两块中国士兵用脊梁堆成的“硬骨头”啃下来？但由于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谓的“虐杀”美军和其他盟国战俘的报道。这些报道把所谓中国军队的“暴行”与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群岛对美军所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行军”相提并论，大量的美国媒体争先恐后地渲染这无中生有的事情，美国民众在这样的报道中对中国军队形成了一个“残忍的共产主义军队”的形象认知。同时期被热炒的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和“占领西藏”的消息也被美国媒体大肆地渲染。结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构建了中国军队是“红祸”的形象。
“文革”时期，因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人民解放军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背景，着眼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美苏两大阵营敌人，积极整军备战。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的任务主要是做好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反侵略战争。那时美国大体的估计是，中国可以发展相对来说比它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一旦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而不能自拔。美国媒体广泛传播了中国军队不畏战、时刻准备战斗的形象，这给美国朝野造成中国军队“好战”的错误认知。除“好战”的形象外，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以“政治狂热”的形象为外人所知。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这一时期解放军手拿语录本、全身别像章，早请示晚汇报的狂热的政治形象使其被美国朝野广泛认知为“缺乏理性”和“亢奋”的负面形象。此外，“文革”中红卫兵身穿军装，其从事的一些暴力行为也被美国媒体广泛传播。这些都给中国军队形象增添了不良的注脚。1967年，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撰写的《中国轨迹》中认为，“文革”期间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人陷入了狂热之中，将给世界带来恐怖和不安。很多接触过中国那个时期对外传播媒体的国际受众，对中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是个狂乱的国度；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左手捧着“红宝书”、右手高举宽皮带、身着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好战”和“政治狂热”的扭曲印象使中国军队形象深受其害，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境外一些影视剧中出现的中国军人仍是一副猥琐、亢奋和残暴的形象。
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冷战的气氛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朝野充斥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主要来自朝鲜战场，后来随着双方的对立，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信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只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可以说，直至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敌视态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至1989年：“装备落后”，学习西方的同时保持了自身优势■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多年的坚冰，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辟了通道，美国各界纷纷对中国产生兴趣，美国人心目中“邪恶”的中国军队形象开始得到扭转。改革开放后，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一大框架下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身份被美国定位为牵制苏联的战略伙伴。1983年11月，里根总统将中国的出口管制等级下调至V组，进入了美国技术出口限制中管制最弱的一组。这一政策的意义非常，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友好国家”看待，V组是被美国视为友好但非盟国的那些国家，这一变化充分显示了中国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日益友好的形象。美国媒体和学者在观察中国军队时，站在“同情者”的立场，既注意到了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中国，由于长期外部封锁、国内动荡给军队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带来的问题，又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
“文革”结束后，有军事观察员认为，如果用现代军队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常规部队在武器装备、通信联络、后勤支持以及复杂行动所进行的训练等方面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落后的，军队由于运载工具不足，导致缺乏机动性。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遭到了很大损失，暴露了军事准备不足和装备落后的问题。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认为中国要抵御苏联的进攻必须大量进口美国武器装备。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解放军与先进武器技术的隔绝是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由于经费不足和避免政治上的被动，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军队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开始积极进行自主研发军事装备。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引入国防现代化理念后，解放军作战理论和战略方针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军队强调由以前的应付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到打赢周边局部战争转变。解放军20世纪80年代的演习以防苏为主，而且规模很大，方面军级别的战役演习不断展开，坦克火力开始取代步兵成为主要突击力量。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也比较乐观，“在80年代开始，毛以后的政策路线已经稳固的时刻，中国出现了一种审慎的乐观气氛”。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解放军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沿，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但是留给美国的是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积极向外界学习、追赶世界潮流的正面形象。
改革开放后，在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士敏锐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写到，虽然中国军人在文化素养和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军，但中国军人在吃苦耐劳方面优于美军。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而且从小就接受民族自豪感和对党忠诚的教育。他们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不畏艰险、努力完成使命。中国军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积极性最高的军人。有学者注意到，解放军非常注重高级军官的军事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对高级别军官进行长期专业训练。还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社会政治训练成了战略上的财富，成了‘人的因素重于武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里，政治训练的前景取决于西方军队对共产党军队成功经验的意义认识如何。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于瓦解。他们具有强制和说服相结合的灵活制度，又有人的因素重于武器的哲学，只要党组织还保持完好，他们就有抗御能力。”他们认为对于已经停止征兵的美国军事体制来说，采取经济措施和“足够的”经济刺激办法是必要的，但经济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产生并保持战斗积极性的军队，像中国军队一样通过思想灌输和公民教育，可以对部队战斗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举措，美方误认为中国将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靠近，加上双方拥有共同对付苏联霸权扩张的需求，因此中国军队形象相应地开始好转。
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美国媒体再次大肆“妖魔化”中国，中国军队形象一度跌入谷底。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整体形象的改善以及军队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军队的形象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由“鸭子”到“狮子”，再到“红祸”和“好战”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亲苏的共产党政权，美国朝野和媒体上引发了“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与美军正式交手。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给美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使“红祸”论蔓延，给美国朝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随着双方的对立，美国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充分信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只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这一时期，美国人在冷战背景下，将解放军扭曲为“中国鬼子”“赤色匪群”的形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战场上中美直接对抗。在美国人看来，好像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人从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组织涣散、胆小怕事、被凌辱的弱者形象一下子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在谈到朝鲜战争对改变美国对中国军队印象时说：“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微小的美国及其同盟军队吞没在以欺骗手段的技巧隐藏起来的巨大中国军队之中。”抗美援朝战争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人懦弱猥琐、不堪一击的定型化形象一扫而光，“整整一代人或者说两代人对中国战士的形象是不计伤亡地拥向战壕和坦克”。战争初期，美国沉湎于二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且有对中国军队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美国人回忆：中国军队在二战中的拙劣表现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如50万中国军队不加抵抗，就让2万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河北、山西一线的30万中国军队被区区3000日军像赶鸭子一样赶得到处逃跑。在美军官兵的心目中，中国军队“鸭子”是不堪一击的弱旅。难怪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名将军会说：中国要是敢参战那将是一场大屠杀！结果战后英国人说美国：要是中国军队有和美国军队一样的装备，那才真正是一场大屠杀！只不过被屠杀的是美国人。美国人全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统领下的一群“鸭子”，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对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美国人敬佩不已。当中美军队交战的时候，智慧、训练有素的中国斗士形象，不仅让美国人震惊，也让他们产生了恐惧、有威胁性的念头。一名美国众议员说：“我无法把东方人想象为可怕的、强壮的、能干的士兵。1951年在朝鲜，我第一次相信它。艾恩·迈克·奥丹尼尔告诉我，中国军队是他所知道的人员配备最好、受过最好训练的军队……看起来不大像是中国佬，和我曾经对中国人有过的整个观念相反……我知道他们有点残忍的倾向，但完全不能把他们看作可怕的、顽强的战士，而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这样的战士……”
美国一名著名的新闻记者说：“他们具有无限的人力，并且从我在朝鲜的经历来看，技术水准远远超出美国人曾经认为可能达到的水平。中国人比起过去的德国人是更优秀的炮手。”美国一名前高级官员说：“我从小就认为中国人不会使用机器。现在，突然地中国人驾驶起喷气式飞机来！……我原来一直以为‘黄祸’是无稽之谈……现在我可以想象与斯拉夫人协作的亚洲佬，的确可以征服世界！”《生活》杂志曾对此评价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几十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通过数据模拟上甘岭战役。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两座海拔分别才597.9米和537.7米的小山包，美国老将范佛里特为什么在43天的时间里，动用了整整7万兵力，仅第一天就向这片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发射了30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把上甘岭主峰削低了整整两米，却最终没能把这两块中国士兵用脊梁堆成的“硬骨头”啃下来？但由于战争中的国家利益倾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所谓的“虐杀”美军和其他盟国战俘的报道。这些报道把所谓中国军队的“暴行”与二战时期日军在菲律宾群岛对美军所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行军”相提并论，大量的美国媒体争先恐后地渲染这无中生有的事情，美国民众在这样的报道中对中国军队形成了一个“残忍的共产主义军队”的形象认知。同时期被热炒的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和“占领西藏”的消息也被美国媒体大肆地渲染。结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构建了中国军队是“红祸”的形象。
“文革”时期，因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人民解放军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为背景，着眼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美苏两大阵营敌人，积极整军备战。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的任务主要是做好以国土防御为主的反侵略战争。那时美国大体的估计是，中国可以发展相对来说比它经济上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一旦同中国打仗，至少会像当年日本那样陷进去而不能自拔。美国媒体广泛传播了中国军队不畏战、时刻准备战斗的形象，这给美国朝野造成中国军队“好战”的错误认知。除“好战”的形象外，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以“政治狂热”的形象为外人所知。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这一时期解放军手拿语录本、全身别像章，早请示晚汇报的狂热的政治形象使其被美国朝野广泛认知为“缺乏理性”和“亢奋”的负面形象。此外，“文革”中红卫兵身穿军装，其从事的一些暴力行为也被美国媒体广泛传播。这些都给中国军队形象增添了不良的注脚。1967年，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在其撰写的《中国轨迹》中认为，“文革”期间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人陷入了狂热之中，将给世界带来恐怖和不安。很多接触过中国那个时期对外传播媒体的国际受众，对中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是个狂乱的国度；中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左手捧着“红宝书”、右手高举宽皮带、身着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好战”和“政治狂热”的扭曲印象使中国军队形象深受其害，甚至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境外一些影视剧中出现的中国军人仍是一副猥琐、亢奋和残暴的形象。
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冷战的气氛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美国朝野充斥着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认识主要来自朝鲜战场，后来随着双方的对立，几乎无从获悉中国军队的信息，对中国军队的认识只是建立在少数事实基础上的大量臆测，因而对中国军队的认识既片面又负面，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心态。可以说，直至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的敌视态度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至1989年：“装备落后”，学习西方的同时保持了自身优势■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多年的坚冰，为美国人了解中国开辟了通道，美国各界纷纷对中国产生兴趣，美国人心目中“邪恶”的中国军队形象开始得到扭转。改革开放后，中美在对抗苏联这一大框架下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的身份被美国定位为牵制苏联的战略伙伴。1983年11月，里根总统将中国的出口管制等级下调至V组，进入了美国技术出口限制中管制最弱的一组。这一政策的意义非常，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友好国家”看待，V组是被美国视为友好但非盟国的那些国家，这一变化充分显示了中国在美国决策者眼中日益友好的形象。美国媒体和学者在观察中国军队时，站在“同情者”的立场，既注意到了刚刚向世界打开大门的中国，由于长期外部封锁、国内动荡给军队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带来的问题，又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
“文革”结束后，有军事观察员认为，如果用现代军队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常规部队在武器装备、通信联络、后勤支持以及复杂行动所进行的训练等方面都是不够的，或者说是落后的，军队由于运载工具不足，导致缺乏机动性。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遭到了很大损失，暴露了军事准备不足和装备落后的问题。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消息，认为中国要抵御苏联的进攻必须大量进口美国武器装备。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解放军与先进武器技术的隔绝是造成落后的主要原因。由于经费不足和避免政治上的被动，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军队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开始积极进行自主研发军事装备。外界还注意到，中国引入国防现代化理念后，解放军作战理论和战略方针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军队强调由以前的应付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到打赢周边局部战争转变。解放军20世纪80年代的演习以防苏为主，而且规模很大，方面军级别的战役演习不断展开，坦克火力开始取代步兵成为主要突击力量。此时，美国媒体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也比较乐观，“在80年代开始，毛以后的政策路线已经稳固的时刻，中国出现了一种审慎的乐观气氛”。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过程中解放军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沿，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典范。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较为落后，但是留给美国的是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下积极向外界学习、追赶世界潮流的正面形象。
改革开放后，在向西方学习成为潮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人士敏锐发现中国军队的特有优势值得效仿。美国国防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写到，虽然中国军人在文化素养和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军，但中国军人在吃苦耐劳方面优于美军。他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出色，而且从小就接受民族自豪感和对党忠诚的教育。他们有强烈的服从意识，不畏艰险、努力完成使命。中国军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积极性最高的军人。有学者注意到，解放军非常注重高级军官的军事职业教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对高级别军官进行长期专业训练。还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说，社会政治训练成了战略上的财富，成了‘人的因素重于武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里，政治训练的前景取决于西方军队对共产党军队成功经验的意义认识如何。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战争中还从未发现一支健全的共产党军队陷于瓦解。他们具有强制和说服相结合的灵活制度，又有人的因素重于武器的哲学，只要党组织还保持完好，他们就有抗御能力。”他们认为对于已经停止征兵的美国军事体制来说，采取经济措施和“足够的”经济刺激办法是必要的，但经济因素不能造就一支需要产生并保持战斗积极性的军队，像中国军队一样通过思想灌输和公民教育，可以对部队战斗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