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学术背景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11期 作者：张近智 点击次数：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示我军要把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不久，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我军帮助工作。
1951年初，军委军训部来了两位苏联顾问，一位是瓦西里•阿法纳里耶维奇•格拉祖诺夫中将，另一位是斯切潘•米哈伊洛维奇•斯基普涅夫少将。前者是军训部的首席顾问，主要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后者是军训部军校局的首席顾问，负责军校的教学工作。随后，军校局所属的各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防化学兵学校等军校都有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工作。
当时，我军的各军校都是刚刚建立的。军委对军校的建设非常重视，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杨勇、彭绍辉、孙毅都担任过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步兵学校的校长都是由军级首长担任的。防化学兵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学过化学专业的老同志担任的。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这些培养高级干部的院校是由军委直接领导的。军事学院的院长是刘伯承，总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是宋时轮。这说明军委对军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是寄予厚望的。
苏联顾问做了哪些工作
军训部军校局的首席顾问斯基普涅夫在华工作四年整，我一直担任他的翻译。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在军校局的工作。军事院校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是我军向苏军学习的重要方面，是有代表性的。
编写步兵学校教育计划。这项工作是为军校教学打基础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编写工作由斯基普涅夫挂帅，各军校的顾问齐集军校局一起工作。按学科分工，每人各写一部分，最后综合完成，耗时月余。该计划按学制二年制订，目标是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连长和排长。计划涵盖17个科目，包括政治、毛泽东军事思想、战术、射击、地形学、队列训练、工程作业、兵种知识（装甲坦克兵、炮兵等）、航空兵知识、体育训练、防化学防原子、汽车知识等。计划内容十分详细，具体到每一课时的授课内容，课堂讲解和实际作业各占多少课时，便于操作，便于各校统一教学内容。内容最多的是战术科目，涵盖了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在不同天候进行的各种战斗行动，尤其强调各兵种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体育训练着重训练力量、耐力和速度，特别是游泳训练要求能够武装泅渡。最简单的是航空兵知识，只要求能识别敌机、机型、要害部位（发动机、座舱、舵），便于射击敌机。
排课程表是贯彻计划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课程表含计划中的17个科目，各科都要合理安排，做到由浅入深，先后有序，内容衔接。既要考虑单一科目的循序渐进，更要考虑各科内容的相互关联和配合。负责排课程表的训练部门首先要熟悉17个科目的内容，才能做到各科合理安排，环环相扣，避免失误。
顾问编写的这个教育计划对我军军校是开创性的，它学制长，内容多，要求高。我们曾提出，有些课程暂时不开设，如汽车课，因为我军装备的汽车很少，学了用不上；我们的学员来自部队，文化水平低，有些课程可能接受不了；我们的教员少，水平也不高，诸多困难，不易解决。顾问指出，武器装备不久可能解决，先把技术学到手，到时候不会被动；教员可以马上培训，先培训单科，解决急需；学员先补文化，也可以从中学招收学员。最后，这个计划报请上级获得批准。在批复的计划中，有一处用铅笔作了改动，把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改为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这显然是毛泽东改的。
起草军校条例和军校教学工作条例。这时的军训部已扩大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刘伯承，军训部军校局改为训练总监部军校部。
斯基普涅夫在起草这两个条例之前，曾和部首长交换过意见。鉴于这两个条例是规范军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的重要文件，因此双方意见一致十分重要。苏军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军校只设校长，不设政委，政治工作由一位副职负责。我军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校均设校长和政委。顾问表示理解，他早就了解这一情况。他说苏军曾经三次实行过政委制，现在实行的是一长制，这些他都经历过。关于政委制和政治工作他没有意见。谈到教员的编制时，顾问提的方案往往人数少。我们认为，我们教员少，水平低，配得太少，不利于工作。这个问题必须抓紧解决，短训班是个办法，最后决定建立长春军事师范学校，为各校培训军事教员，首先培训战术、射击和地形学教员。学员文化水平低是培养基层指挥员的障碍。这主要是因为学员都是来自部队，而部队的战士和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没上过几年学，甚至是文盲。顾问建议，除补习文化课外，还可以从地方的中学生中招收学员。我们的首长不同意顾问的这条建议，说知识分子当不好指挥员。关于作息时间的安排问题，苏军的军校上午是六节课，我军以往都是四节课。顾问说，战术、射击等科目的野外作业四节课讲不完，六节课比较合适。最后决定上午六节课。顾问完成了两个条例的起草工作。
编写讲义和解答问题。斯基普涅夫亲自编写关于教育学原理、心理学、射击学理、步兵营对抗演习等课题的讲义。有关教育学的讲义是参考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原理》编写的，心理学讲义是参考切普洛夫的《心理学》一书编写的。这些书籍当时都有中译本。射击学理讲稿写完后还讲过课，引用了不少计算数字，如瞄准时的误差会造成弹着点的相应扩大的误差，修正侧风造成的误差，射击敌机在不同情况下采取的提前量，以及射弹散布等。通过这些授课也说明学员文化水平低是很难学好这些课程的。
每天上班顾问都在解答各种问题。起初多是有关教育计划和课程安排方面的问题，后来是与教学有关的学术问题，共同条令和作战条令，武器的使用指南和教令方面的问题。顾问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都作了耐心的、详细的回答，对大家的钻研精神表示钦佩。这种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也是一种沟通形式，使我们对顾问的意图了解得更透彻，对苏军的经验了解得更全面，也使顾问对我们的了解更深入，关系更密切。
深入军校检查工作。这项工作是同部、处领导和各处的参谋一起进行的。每年大约有1/3的时间用于检查工作。听校领导汇报是检查中的第一项工作。顾问一开始不喜欢听汇报而愿意深入实际进行检查。但后来也不再反对，入乡随俗了。顾问首先深入课堂听课，观察实际操作，查看课程安排是否按教育计划进行，教员授课是否有教案，有无削减内容，讲授是否清楚，以及学员的领会程度，作业完成的质量等。有时当场向学员提出问题，如步炮协同，炮兵的任务，迫击炮的有效射程等。有些学员在战斗中往往只顾指挥步兵，忘记指挥配属的炮兵。
学员按教育计划完成学业后要进行毕业考试，这叫国家考试。这也是学习苏联军校的做法。顾问也参加视察考试的情况，这是检查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考察军校教学工作全过程是否达到教育计划的要求。
从制订教育计划下发到各校，经过两年的实践到国家考试，培养出合格的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指挥员，是顾问工作的完整过程，也是我军军校学习苏军经验的全过程。
苏军向我军提供的教材
1950年以后的几年，苏军除了向我军派出大批顾问和专家外，还向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书籍、刊物和其他资料。这些书刊资料都代表了苏军当时的学术水平，都是我军军事训练、军校建设所必需的。
训练总监部翻译出版的有《苏军队列条令》《苏军内务条令》《苏军警备勤务条令》《苏军纪律条令》。这四本条令我们称为“共同条令”，是供全军各军兵种使用的。《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是诸兵种合成军队的作战行动准则。此外，还有《骑兵战斗条令》《体育教令》和《军士教科书》。各种兵器，如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等各有两本教材，一本是使用指南，是讲解零部件、分解结合、维护保养的；另一本是教令，是讲解武器的性能和使用的。这些都是训练总监部翻译出版的，其他军兵种的武器装备也都有相应的资料。训练总监部还把苏军的杂志《军事通报》和《军事思想》的大部分文章译成汉语编成《军事译丛》出版。苏军的军教电影片，如讲述原子武器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件下的军事进攻等方面内容的电影片，都曾为我军的干部放映过。上述资料为我军把苏军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提供了条件。
在引进苏军教材的同时，我军对统一军事术语也做了大量工作。南京军事学院编辑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军语划一》，把以往不曾统一的军语（即军事术语），特别是这次引进苏军教材中的军事术语，都根据其含义作了统一。过去译的“自动推进炮”改译为“自行火炮”，把“火墙”改译为“徐进弹幕射击”，把“冲锋”改译为“冲击”，使译名更准确，更统一。就连体育名词也在翻译《体育教令》时作了统一，过去俗称的“拉扛子”，这次统一为“引体向上”。
在引进苏军经验时所作的改动
我军在使用苏军的条令、教令等资料时，曾作过不少改动，以适应我军的情况。
譬如我军的队列条令中关于稍息的动作就与苏军的不同。我军稍息时左脚向左前方伸出，苏军只是把一侧膝盖向前弯曲。向首长报告时，我军行举手礼，随即把手放下，然后再作报告。苏军是报告时一直行举手礼，待报告完毕向后转以后才把手放下。我军是右肩枪，枪放下时身体保持直立，用手将枪放在身体右侧。苏军是左肩枪，枪放下时弯腰将枪放在身体右侧。
内务条令也有不同之处。我军的连排干部和士兵同吃同住，休息日也同样在一起。苏军的军官与我军的不同，休息日可以回家。我军的连司务长主要负责连队的伙食，苏军的连司务长在休息日可代行干部职务，俗称连队之父。
警备勤务条令中的差别是两军卫兵交接班的程序不同。纪律条令方面的差别是两军的奖惩制度不同。苏军设勋章和奖章，我军只设奖章。作战条令方面的差别是两军的装备不同，战法不同。苏军武器装备精良，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时的火力强大，能使70％的敌有生力量受到压制，发起冲击时，战士可端枪直身快步前进；我军的火力弱，战士若也用同样姿势会造成重大伤亡。
顾问曾多次指出，在执行条令时，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切忌千篇一律，墨守成规。譬如在一般情况下，进攻时是坦克在前，步兵随后跟进，但在水网稻田地，坦克跨越田埂时，车体底部会暴露，易遭敌人袭击，这时，就需要步兵在前进行掩护。
在执行射击教令时，某军校一位射击教员，用步枪一分钟发射27发子弹，成绩良好，让顾问都感到振奋。原来这位教员的动作与教令不同。他是用左手扣扳机，右手一直放在枪机上，每发射一发子弹，立即用右手推下一发子弹上膛，大大加快了射击速度。
我们在学习苏军的经验时，根据我军的情况作了许多改动，这里举出的仅是少量例证。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毛泽东的指示。后来在检查我们的领导和苏联顾问的关系时，据称刘少奇的指示是，对中国同志是“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这就是说，要严格要求我们自己。这个时期是中苏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不仅军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地方上也在接受苏联援建的多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听到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意见。
我军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要适应我军的情况，譬如党委的领导，政治工作，我军官兵一致，管理上的传统，武器装备现状等方面。但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何必学习苏军那些条条框框。
不同的看法通过总结工作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我们不该学，哪些我们学对了，技不压身，多学点本领总是有益的。但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却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积极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同志受到批判或处理，几十年后虽然予以平反，但部队训练和建设受到损失，国际影响也是很难消除的。
1951年初，军委军训部来了两位苏联顾问，一位是瓦西里•阿法纳里耶维奇•格拉祖诺夫中将，另一位是斯切潘•米哈伊洛维奇•斯基普涅夫少将。前者是军训部的首席顾问，主要负责部队的军事训练；后者是军训部军校局的首席顾问，负责军校的教学工作。随后，军校局所属的各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防化学兵学校等军校都有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工作。
当时，我军的各军校都是刚刚建立的。军委对军校的建设非常重视，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杨勇、彭绍辉、孙毅都担任过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步兵学校的校长都是由军级首长担任的。防化学兵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当年在清华大学学过化学专业的老同志担任的。南京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这些培养高级干部的院校是由军委直接领导的。军事学院的院长是刘伯承，总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是宋时轮。这说明军委对军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是寄予厚望的。
苏联顾问做了哪些工作
军训部军校局的首席顾问斯基普涅夫在华工作四年整，我一直担任他的翻译。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在军校局的工作。军事院校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是我军向苏军学习的重要方面，是有代表性的。
编写步兵学校教育计划。这项工作是为军校教学打基础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编写工作由斯基普涅夫挂帅，各军校的顾问齐集军校局一起工作。按学科分工，每人各写一部分，最后综合完成，耗时月余。该计划按学制二年制订，目标是培养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连长和排长。计划涵盖17个科目，包括政治、毛泽东军事思想、战术、射击、地形学、队列训练、工程作业、兵种知识（装甲坦克兵、炮兵等）、航空兵知识、体育训练、防化学防原子、汽车知识等。计划内容十分详细，具体到每一课时的授课内容，课堂讲解和实际作业各占多少课时，便于操作，便于各校统一教学内容。内容最多的是战术科目，涵盖了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在不同天候进行的各种战斗行动，尤其强调各兵种在战斗中的协同动作。体育训练着重训练力量、耐力和速度，特别是游泳训练要求能够武装泅渡。最简单的是航空兵知识，只要求能识别敌机、机型、要害部位（发动机、座舱、舵），便于射击敌机。
排课程表是贯彻计划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课程表含计划中的17个科目，各科都要合理安排，做到由浅入深，先后有序，内容衔接。既要考虑单一科目的循序渐进，更要考虑各科内容的相互关联和配合。负责排课程表的训练部门首先要熟悉17个科目的内容，才能做到各科合理安排，环环相扣，避免失误。
顾问编写的这个教育计划对我军军校是开创性的，它学制长，内容多，要求高。我们曾提出，有些课程暂时不开设，如汽车课，因为我军装备的汽车很少，学了用不上；我们的学员来自部队，文化水平低，有些课程可能接受不了；我们的教员少，水平也不高，诸多困难，不易解决。顾问指出，武器装备不久可能解决，先把技术学到手，到时候不会被动；教员可以马上培训，先培训单科，解决急需；学员先补文化，也可以从中学招收学员。最后，这个计划报请上级获得批准。在批复的计划中，有一处用铅笔作了改动，把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改为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这显然是毛泽东改的。
起草军校条例和军校教学工作条例。这时的军训部已扩大为训练总监部，部长是刘伯承，军训部军校局改为训练总监部军校部。
斯基普涅夫在起草这两个条例之前，曾和部首长交换过意见。鉴于这两个条例是规范军校的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的重要文件，因此双方意见一致十分重要。苏军实行的是单一首长制，军校只设校长，不设政委，政治工作由一位副职负责。我军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校均设校长和政委。顾问表示理解，他早就了解这一情况。他说苏军曾经三次实行过政委制，现在实行的是一长制，这些他都经历过。关于政委制和政治工作他没有意见。谈到教员的编制时，顾问提的方案往往人数少。我们认为，我们教员少，水平低，配得太少，不利于工作。这个问题必须抓紧解决，短训班是个办法，最后决定建立长春军事师范学校，为各校培训军事教员，首先培训战术、射击和地形学教员。学员文化水平低是培养基层指挥员的障碍。这主要是因为学员都是来自部队，而部队的战士和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没上过几年学，甚至是文盲。顾问建议，除补习文化课外，还可以从地方的中学生中招收学员。我们的首长不同意顾问的这条建议，说知识分子当不好指挥员。关于作息时间的安排问题，苏军的军校上午是六节课，我军以往都是四节课。顾问说，战术、射击等科目的野外作业四节课讲不完，六节课比较合适。最后决定上午六节课。顾问完成了两个条例的起草工作。
编写讲义和解答问题。斯基普涅夫亲自编写关于教育学原理、心理学、射击学理、步兵营对抗演习等课题的讲义。有关教育学的讲义是参考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原理》编写的，心理学讲义是参考切普洛夫的《心理学》一书编写的。这些书籍当时都有中译本。射击学理讲稿写完后还讲过课，引用了不少计算数字，如瞄准时的误差会造成弹着点的相应扩大的误差，修正侧风造成的误差，射击敌机在不同情况下采取的提前量，以及射弹散布等。通过这些授课也说明学员文化水平低是很难学好这些课程的。
每天上班顾问都在解答各种问题。起初多是有关教育计划和课程安排方面的问题，后来是与教学有关的学术问题，共同条令和作战条令，武器的使用指南和教令方面的问题。顾问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都作了耐心的、详细的回答，对大家的钻研精神表示钦佩。这种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也是一种沟通形式，使我们对顾问的意图了解得更透彻，对苏军的经验了解得更全面，也使顾问对我们的了解更深入，关系更密切。
深入军校检查工作。这项工作是同部、处领导和各处的参谋一起进行的。每年大约有1/3的时间用于检查工作。听校领导汇报是检查中的第一项工作。顾问一开始不喜欢听汇报而愿意深入实际进行检查。但后来也不再反对，入乡随俗了。顾问首先深入课堂听课，观察实际操作，查看课程安排是否按教育计划进行，教员授课是否有教案，有无削减内容，讲授是否清楚，以及学员的领会程度，作业完成的质量等。有时当场向学员提出问题，如步炮协同，炮兵的任务，迫击炮的有效射程等。有些学员在战斗中往往只顾指挥步兵，忘记指挥配属的炮兵。
学员按教育计划完成学业后要进行毕业考试，这叫国家考试。这也是学习苏联军校的做法。顾问也参加视察考试的情况，这是检查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考察军校教学工作全过程是否达到教育计划的要求。
从制订教育计划下发到各校，经过两年的实践到国家考试，培养出合格的诸兵种合成军队的指挥员，是顾问工作的完整过程，也是我军军校学习苏军经验的全过程。
苏军向我军提供的教材
1950年以后的几年，苏军除了向我军派出大批顾问和专家外，还向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书籍、刊物和其他资料。这些书刊资料都代表了苏军当时的学术水平，都是我军军事训练、军校建设所必需的。
训练总监部翻译出版的有《苏军队列条令》《苏军内务条令》《苏军警备勤务条令》《苏军纪律条令》。这四本条令我们称为“共同条令”，是供全军各军兵种使用的。《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是诸兵种合成军队的作战行动准则。此外，还有《骑兵战斗条令》《体育教令》和《军士教科书》。各种兵器，如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等各有两本教材，一本是使用指南，是讲解零部件、分解结合、维护保养的；另一本是教令，是讲解武器的性能和使用的。这些都是训练总监部翻译出版的，其他军兵种的武器装备也都有相应的资料。训练总监部还把苏军的杂志《军事通报》和《军事思想》的大部分文章译成汉语编成《军事译丛》出版。苏军的军教电影片，如讲述原子武器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件下的军事进攻等方面内容的电影片，都曾为我军的干部放映过。上述资料为我军把苏军的先进经验学到手提供了条件。
在引进苏军教材的同时，我军对统一军事术语也做了大量工作。南京军事学院编辑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军语划一》，把以往不曾统一的军语（即军事术语），特别是这次引进苏军教材中的军事术语，都根据其含义作了统一。过去译的“自动推进炮”改译为“自行火炮”，把“火墙”改译为“徐进弹幕射击”，把“冲锋”改译为“冲击”，使译名更准确，更统一。就连体育名词也在翻译《体育教令》时作了统一，过去俗称的“拉扛子”，这次统一为“引体向上”。
在引进苏军经验时所作的改动
我军在使用苏军的条令、教令等资料时，曾作过不少改动，以适应我军的情况。
譬如我军的队列条令中关于稍息的动作就与苏军的不同。我军稍息时左脚向左前方伸出，苏军只是把一侧膝盖向前弯曲。向首长报告时，我军行举手礼，随即把手放下，然后再作报告。苏军是报告时一直行举手礼，待报告完毕向后转以后才把手放下。我军是右肩枪，枪放下时身体保持直立，用手将枪放在身体右侧。苏军是左肩枪，枪放下时弯腰将枪放在身体右侧。
内务条令也有不同之处。我军的连排干部和士兵同吃同住，休息日也同样在一起。苏军的军官与我军的不同，休息日可以回家。我军的连司务长主要负责连队的伙食，苏军的连司务长在休息日可代行干部职务，俗称连队之父。
警备勤务条令中的差别是两军卫兵交接班的程序不同。纪律条令方面的差别是两军的奖惩制度不同。苏军设勋章和奖章，我军只设奖章。作战条令方面的差别是两军的装备不同，战法不同。苏军武器装备精良，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时的火力强大，能使70％的敌有生力量受到压制，发起冲击时，战士可端枪直身快步前进；我军的火力弱，战士若也用同样姿势会造成重大伤亡。
顾问曾多次指出，在执行条令时，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切忌千篇一律，墨守成规。譬如在一般情况下，进攻时是坦克在前，步兵随后跟进，但在水网稻田地，坦克跨越田埂时，车体底部会暴露，易遭敌人袭击，这时，就需要步兵在前进行掩护。
在执行射击教令时，某军校一位射击教员，用步枪一分钟发射27发子弹，成绩良好，让顾问都感到振奋。原来这位教员的动作与教令不同。他是用左手扣扳机，右手一直放在枪机上，每发射一发子弹，立即用右手推下一发子弹上膛，大大加快了射击速度。
我们在学习苏军的经验时，根据我军的情况作了许多改动，这里举出的仅是少量例证。
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毛泽东的指示。后来在检查我们的领导和苏联顾问的关系时，据称刘少奇的指示是，对中国同志是“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这就是说，要严格要求我们自己。这个时期是中苏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不仅军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地方上也在接受苏联援建的多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听到公开反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意见。
我军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注意到要适应我军的情况，譬如党委的领导，政治工作，我军官兵一致，管理上的传统，武器装备现状等方面。但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一套，何必学习苏军那些条条框框。
不同的看法通过总结工作是可以解决的，哪些我们不该学，哪些我们学对了，技不压身，多学点本领总是有益的。但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却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积极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同志受到批判或处理，几十年后虽然予以平反，但部队训练和建设受到损失，国际影响也是很难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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