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主政瑞金几个问题的辨析（下）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期 作者：曹春荣 点击次数：
邓小平对瑞金成为红都所起的作用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钟情于赣南地区，未考虑长汀
多年来，学界和媒体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即一苏大原本要在闽西长汀召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设在长汀；是邓小平在1931年9月28日（或稍后），向毛泽东等红军总部领导汇报瑞金工作，又特意请求后，才使毛泽东改变主意，并经苏区中央局认真讨论，最后确定一苏大改在瑞金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也设在瑞金。如此看来，邓小平对瑞金成为赤色首都（红色故都）起了关键作用，可谓“一言九鼎”。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出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在短短的50多天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从而为一苏大在瑞金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这跟一苏大会址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的改变有关系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是怎样规划这件事的。因为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
自1929年下半年中国革命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形势以来，共产国际就不断催促中共发动群众，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中共积极跟进，表示要以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在创建多个苏区和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1930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根据共产国际提议，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经过数月筹备，这个大会于当年5月20日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虽然宣布了法令，有红军和群众领袖参加，“但是没有建立政权（当系中央政权）意思，因为没有公开在苏维埃区（域）开大会，实质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那时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这番努力自然不会满意。从1930年6月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共召开全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设于何处为宜等问题，接连不断向中共中央发出各种指示。同年9月12日，在上海成立的全苏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决定将会址移到赤色区域去。稍后，中共中央将全国苏维埃区域划分为六大块，其中“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由于地处赣西北和鄂东南的湘鄂赣边特区与赣西南特区之间的大片白区始终未能打通，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苏维埃中心区，实际上只能局限于赣西南（主要是赣南）一隅。
共产国际也赞同在赣南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月11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稿》中就提到：“关于根据地问题，同意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这显然是为将来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做准备。同年2月20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说得更明白：“请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建立有威望的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已于当年1月15日在赣南的宁都小布成立），责成它：（1）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2）在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这些充分表明，一苏大会址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的选择，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共产国际，都一直钟情于赣南苏区，而从未考虑闽西长汀。
“长汀说”的由来
那么，“长汀说”是怎么来的呢？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1931年9月23日于兴国水头庄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入闽命令第1号》。论者引述该命令的部分内容说，“方面军决定开到福建去工作去筹款，并定于25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岗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集中”。“毛泽东、朱德等随总部行动。按照总部的命令规定，他们的行程是：25日从兴国水头庄出发，28日到瑞金宿营，随后‘沿右路第三军团之行军路线到长汀’。”既而断言：“总部的命令明确指出：红军主力移师东进的重点在福建，总部拟设长汀城；即将开幕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也准备在长汀召开。若按这个命令执行，或许即将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都，也将设在长汀，瑞金仅是总部的临时驻地而已。”
然而，只要仔细研读上述命令，就不难发现持“长汀说”者对这个命令做了误读。由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的上述命令，在正文前有个括注：“三次战争胜利后部队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类似部队开往某地工作筹款的命令，在红军打仗的同时还要担负筹款任务的阶段并不罕见。如1930年11月1日由朱、毛签署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移师赣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1931年1月16日由朱、毛签署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分散筹款的命令》等）。正文第二条开头又说：方面军决定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因此，可以肯定，红一方面军到福建（具体到长汀）去的主要任务是“工作筹款”，并无准备召开一苏大之事。另外，红军总部也并无“长汀说”者所言“拟设长汀城”的意思。诚然，23日的命令曾在第三条第四款说到红军总部及直属队应于9月28日到瑞金宿营，以后则沿第三军团之行军路线到长汀。但命令第六条又指出：总部第一天到平安寨……第四天（即28日）在瑞金城，以后位置另定。事实上，朱、毛率红军总部如期到达瑞金后，就和苏区中央局在这里“居中指挥”。那么，如何理解命令关于红军总部行动的模糊表述呢？笔者以为，这大抵出于一是保密的需要，二是给红军总部和苏区中央局的会合留个机动时间（1931年5月下旬，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即与红军总部分开行动，项英留在龙冈负责地方工作并筹备一苏大事宜，任弼时则与苏区中央局工委驻东固）。
原定在长汀召开一苏大的计划并未临时改变。这从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0月3日从瑞金发给上海的临时中央的长电，就可以证实。长电告诉上海方面：“决定结束三期战争”，“主力则移瑞金整理”（这个计划早于9月中旬、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时，毛、朱即决定：主力红军和一部分地方部队由兴国以北地区向南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转移，并于18日签发红一方面军命令实施之）；“又因11月7日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长电明白指出：“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于会四县大都尚是白色，但必是将来新战场，故四县工作还要抓紧。”既然此时长汀“尚是白色”，“必是将来新战场”，那么它就不是适宜举行一苏大、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安全之地。这是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来到瑞金叶坪之前就存在的客观实际，因而也就没有临时突然改一苏大在长汀召开的问题。
其实，邓小平本人生前“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却“常常提起”，但从未提及他曾向毛泽东建言在瑞金召开一苏大、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档子事。就是和邓小平同时代的老一辈革命家及其后代，也无人忆及此事。至于持“长汀说”者如何得悉邓小平当年的建言情况，已很难知晓了。
瑞金成为一苏大会地、临时中央政府驻地的诸多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中意于赣南作为一苏大会址、临时中央政府驻地，为什么只有瑞金才最适合呢？
瑞金具备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所有条件：地处赣南东边、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境内重峦叠嶂，四邻亦尽山地，回旋余地大，自古以来即为内地通往闽粤的孔道。水路可通赣江各口岸，而远离公路、铁路线。农林产品丰富，自给有余。居民多系客家人，勤劳俭朴，坚忍执着而富有斗争精神，因受地主豪绅剥削压迫，生活艰困而有强烈的翻身愿望。大革命时期，瑞金受到北伐军影响；南昌起义部队又曾过境瑞金，指导成立了瑞金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地方上的反动武装较弱，且内部矛盾重重。
瑞金众多的有利条件，很早就显示出来，并为当年的革命领袖所赏识。南昌起义军在瑞金壬田战斗中打败堵截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取得起义军南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战斗中击败强敌国民党军刘士毅部，“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时，几度来往于瑞金，深为瑞金人民的革命精神所感动，遂以此为理由之一，建议中央确立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创建三省革命根据地的计划。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来到大柏地，主动偿还上次战斗中部队向群众借的吃用物，群众大为感动，并以当场报名参加红军予以回应。红四军于当天赶往 瑞金县城，一到县城，“这里的群众就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指红军）。这个场面很少，从来没见过”。因而毛泽东当时就提出：“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
瑞金是“最有保障”的中央苏区中心。1931年2月，刚刚取得中共最高领导权的王明提出，“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8月26日，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共“在最短的期限内，应该在最有保证的区域里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就当时条件而言，所谓“最有保障”“最有保证”者，应当首先是不受战事袭扰，革命秩序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其次还有物质上的充裕。而瑞金正是这么一个好地方。
1931年3月，红十二军再度解放瑞金县城，进而歼灭县境内大小顽匪和反动地主武装，赤化全县。从此，瑞金上空一直红旗飘扬。一苏大召开之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尽管红军采用“诱敌深入”战术，把战场摆在中央苏区纵深处，战斗却始终是在瑞金以外的地域（包括宁都、兴国）进行的。受战火蹂躏的赣西南苏区各县，一片破败景象，而瑞金却“在二、三期战争当中未受丝毫的损失”。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前夕，中央苏区的根据地还是很流动的。那时江西苏区包括吉安、吉水、瑞金、崇义等31县，其中“县苏维埃政府占领着县城的有永新、兴国、宁都、乐安、南丰、广昌、瑞金、遂川等县”。然而，占领了县城不等于赤化了全县，况且有些县城的占领还是短暂的。1932年春，江西苏区只包括赣县、兴国、瑞金、宜黄等18县的范围。但在属于赣南的县份中，会昌、安远、寻乌及石城，都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继续争取的；宁都县城和广昌全县，则是通过宁都起义增加的；于都在一苏大召开前也大都“尚是白色”；兴国更是第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之一，县境内各地也一度被国民党的“围剿”部队占据。由此可知，当时只有瑞金全境为苏维埃政府有效统治着。与中心区域的几个邻县比，瑞金从1931年3月再度解放后，局势一直比较平稳，且发展较好。这除无重大战事外，还表现在全县各级革命政权的恢复巩固，地方武装力量的壮大，境内顽匪和地主武装的肃清，工会等群众组织的恢复健全，以及第二次分田斗争的顺利进行等。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平建设的开展，无疑使瑞金成为“最有保障的区域”。
瑞金这种环境的造就，应当视为中共中央（通过苏区中央局）有意为之，即将瑞金作为将来的一苏大会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地。1931年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从兴国迁至瑞金叶坪。9月20日，苏区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部长任弼时从东固去叶坪，跟毛泽东等会合，一起筹备中央苏区党代会和一苏大。同年9月，中央印刷厂、少共中央局也先后迁到叶坪。何长工和邓萍奉毛泽东命令，来到瑞金筹建红军干部学校。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总部进驻叶坪“居中指挥”。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举措，都发生在一苏大召开之前数月或一个多月，其中深意不言而喻。那便是红军总部、苏区中央局领导人（也体现了中共中央的意志）早在和邓小平见面之前，就选定了瑞金作为一苏大会址及临时中央政府驻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瑞金成为红都这件事上，邓小平起了保障一苏大顺利进行、临时中央政府安稳驻扎的作用，而不是什么改变了原计划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