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

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政府管理方面，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政府管理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府管理方法，并通过悠久而深厚的中国文化表达出来。这里，对周恩来政府管理常见的几个思想方法作初步的归纳和梳理。

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就重视“求同存异”。

夏衍回忆：抗战时期在重庆与有些党外人士看法不一致，他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周恩来在中共七大《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既批评了“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的右的观点，也批评了“‘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强调要“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周恩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与他重视求同存异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对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周恩来政府管理智慧中最具魅力的范畴之一。

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如何在同各国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各国间差异的问题。周恩来及时地将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外交工作中，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正确的途径。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早已成为外交佳话。然而，这之前，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他就阐明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统一，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在指导推进中国同英国的关系时，他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在指导推进中国同印度的关系时，他指出，在宣传上，“应该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强调“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后来，周恩来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一重大外交活动中，再次高超地运用了求同存异的方法。他以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提出了既讲分歧点又讲共同点的公报草案，令尼克松、基辛格为之叹服。他提出“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打开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正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的。同样，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是按照周恩来指出的途径———经过中日“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去实现的。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周恩来的观点是：“先把双方不同的立场说清楚，然后找共同点，这才是诚实的态度，这样才能相处下去。”

在内政管理中，如何处理不同思路、不同性格、不同方面的人的关系？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周恩来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求同存异。1950年8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周恩来作《建设与团结》的讲话时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针对文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同小异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一部影片来看，它是静止的、统一的，但它却是暂时的、相对的，把它和另外一部电影一比较，就有着不同，就有着矛盾，也就会有着发展。”抓电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着一些不同，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内政上善于求同存异，善于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善于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种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求同存异，才既能保持独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实现和平共处。

以大事小

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内政上，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

据周恩来外事秘书陈浩回忆，1952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周恩来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便抓住这个问题，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周恩来指出：“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倡导“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主张各国以万隆会议精神相互约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柬埔寨、缅甸等国关系时，尊重小国、“以大事小”的做法，给西哈努克亲王、吴奈温总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6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在《怀念中国》的诗中写道：“你是一个大国，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虚有礼，无论大小，平等相待。”周恩来逝世后，1976年1月15日，吴奈温总统写道：“虽然周恩来总理是一个大国领导人，但是，他同较小国家的领导人交往时，总是平等待人；他处理同较小国家的关系时，在包括复杂问题在内的各种问题上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和解精神。”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被称为“大人”，如“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属下百姓则被称为“小民”。尽管贤明的思想家和官员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小民”从未被放在主人的位置上。与以往的统治者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依靠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以大事小”，服务好老百姓。周恩来认为政府总理这样的“大官”也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他经常说：“我是总服务员。”他要求各级政府管理者，都要服务好老百姓，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他从昆曲《十五贯》的内容联想到政府管理，提出要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1946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6年，实践了这一诺言。

      “小”是“大”的基础，没有小就没有大。江海之所以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是因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来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同福同难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1950年淮河发大水后，周恩来领导治淮，要求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上中下游分工合作，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指出：“我们不能只叫皖北水淹而苏北不淹。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这叫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一些才能解决，哪一方面想单独保持安全都不行。”在防洪的同时，“还应有利于灌溉农田，上游蓄水注意配合发电，下游注意配合航运”。后来，周恩来过问黄河、长江、汉水治理时，进一步提出治水要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上中下游应该统一规划，照顾全局，有时要牺牲自己救别人。

中国是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没有哪一个省份无灾害发生，也没有哪一个年度无灾害发生。在救灾工作中，周恩来要求一方有难，八方相助。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时，周恩来赶到灾区视察。他对受灾的乡亲们说：“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国家建设中，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观点和行为，既要求大家合作、齐心协力搞建设，也要求大家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他指出：“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离不开兄弟民族，兄弟民族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周恩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对保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许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的妥善解决，对提高中国这样多灾的大国抗大灾的能力，对凝聚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戒慎恐惧

随意性和急躁冒进，是政府管理的大敌。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需要“戒慎恐惧”。20世纪50年代，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他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1961年7月，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有首词，其中有一句“高峡出平湖”。理想总是要实现的，但是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不能急，不能随便搞。1972年11月，他针对高坝大库的建设说：“我对这个问题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

周恩来抓“上天”的尖端科技，“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具体化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在“两弹”试验基地，工作者们将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这十六个大字刻在“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和每一个工作者的心上，是各个基地尖端试验工作的座右铭。

为什么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尤其重视“戒慎恐惧”？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上作了回答：“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同样重视“戒慎恐惧”。外交无小事。他指出：“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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