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2015年8月25日，王立君烈士家人前往四川省喜德县祭拜亲人。墓前摆放着王立君的照片
■在云南曲靖，王立君和战友们受命参加国共在大陆最后一战——西昌战役■
1949年11月6日，第44师从阳江北惯地区出发，沿恩平、云浮、罗定向信宜、茂名疾进，参加广西战役。途中，不时与残敌发生战斗。29日，第44师奉命到广西博白、陆川地区追歼逃敌，随后在博白西北六万山地区剿灭残敌。向守志后来回忆说：“此时已是冬季，部队未发冬装，山区气候寒冷，但干部战士杀敌心切，发扬了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白天用稻草裹脚当鞋，夜间用稻草当被，不怕扑空，不怕爬山，积小胜为大胜，克服重重困难，与敌斗争。”
广西战役于1949年12月11日结束。之前的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决定，调第44师卫戍昆明。12月17日，第44师抵达广西横县陶圩、南乡地区，准备向云南昆明进发。1950年1月14日，第44师奉命经广西宜山、河池、南丹及贵州省独山、贵阳、安顺向云南开进。经过40天1250多公里的长途行军，王立君和第132团的战友们于2月22日抵达云南曲靖地区。
到达曲靖后，向守志接到第4兵团司令部的电话，要他和副政委李明火速赶到昆明去。在昆明，陈赓接见了他们。陈赓说：为彻底肃清残敌，拔掉国民党西南的中心西昌，西南军区决定组织西昌战役。第44师卫戍昆明的任务改由其他部队完成。兵团决定由第44师和第184师参加西昌战役。具体部署是：第184师从四川乐山地区出发，由北向南打；第44师从曲靖地区出发，由南向北打，最后会师西昌。
第184师属于第18兵团第62军，原属第一野战军序列。1949年11月，第62军随第18兵团调归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建制，执行解放四川、贵州、云南的任务。
1950年3月12日，第44师从云南曲靖地区出发。中途，44师兵分两路，第130团西进龙街，第131、第132团北上巧家。19日，第132团到达战役集结地巧家。3月24日早晨，第132团加入战斗。25日，解放德昌。26日晚，第132团到达西昌附近的大石板和川兴堡。此时，第184师已南下渡过大渡河，进抵石棉及其以南地区，与第44师共同完成了对西昌敌人的包围。西昌城四面楚歌，胡宗南、贺国光等于26日晚9时许乘飞机逃离西昌。27日5时许，王立君和第132团的战友从西昌城西面迂回，首先攻占了西昌飞机场，随后进入西昌城内。西昌宣告解放。
面对着解放军的强大攻势，继胡宗南等乘飞机逃离西昌后，胡宗南部参谋长罗列带领西昌残敌向北经泸沽逃往冕山镇，企图从冕山、冕宁逃往木里，再到藏区。为消灭残敌，第132团没有在西昌停留，一路向北，追击逃跑中的敌人。27日夜，第132团到达冕山镇。
■在冕山镇，王立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从太行山到大凉山，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在了大凉山中■
冕山镇位于孙水河及其支流深沟河的交汇处，是成都到西昌、达昆明的古“南方丝绸之路要冲之途”。古代各王朝大军进军云南，多经过此处。其附近的登相营，据说是诸葛亮南征时军队驻扎之处，诸葛亮登上此地检查军情，因此得名。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时，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动部队经冕山镇北上。著名的刘伯承和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发生地也离此不远。
在冕山镇，王立君和战友们并未遇到敌军的抵抗。因为西昌残敌已在27日下午从此路过逃往甘相营、鸡窑沟一带。第132团大部分在西门外宿营，少部分进入了冕山镇内。意外就在此时发生了。
就在第132团占领冕山镇时，第184师552团也到了冕山镇外。第552团是从越西、甘相营方向南下过来的，路上正好与逃往甘相营、鸡窑沟方向的国民党残兵错过。当他们28日凌晨到达冕山镇时，遇到了先期到达的第132团。他们都把对方当成国民党军，一场历时近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打响了。王立君在这场误会战中牺牲。这时，他的职务是第132团2营4连指导员。
关于这场误会战的经过，解放军一些战史上都未提及，只提到第132团和第552团在冕山镇胜利会师。《冕宁文史资料》第4辑曾刊登过马文中的《西昌战役解放军冕山误会战采访记》，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述。马文中采访的对象中，一位是当年经历过冕山战斗的第184师特务连电话排的战士刘金祥。刘金祥回忆说：
1950年过了年剿匪，剿匪后部队集中在邛崃，发起西昌战役，便从邛崃出发。翻越大相岭后从富林（今汉源县城）过大渡河大水堡（今大树），到越西。
到越西，我从电话班调到摇机班（无线电班），发电与从云南北进的二野联系，约定三天后打到西昌会师。会师的口令是“火车”“大米”。我们在越西休息一天，没有接到二野的回电，第二天天黑时进抵冕山北。
大约12点过，一野的尖兵连抵达冕山城东门。二野部队已先占城区，问口令，一野尖兵连长传令请指导员上来——我们行军，一般情况下，连长在前，指导员在后。
因在越西联络是三天后在西昌会师，没有想到在这里相遇。指导员尚未到，对方连问三声口令我们这边没回答，便开了枪。指导员传令将冕山城包围起来，同时向后面的部队传令有情况。当时卫队还在登相营，距冕山20多里，接令后个把小时赶到。
我们一方，连攻三次才攻入城。第二次攻入在肉搏中被对方捉住一个我方的人，是四川起义部队来的新兵，因有番号不能对外的保密纪律，对方盘问，不敢说。还有就是二野战士穿得好，一色洋布衣服，整齐；一野穿的是土布，不整齐，被看成是国民党的杂牌军。第三次攻入被对方捉住我方一山西籍老战士。对方盘问：“你是啥部队？我们优待俘虏。”回答：“我是解放军，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问：“你是解放军有啥标记？”答：“有帽徽、牌子。”对方用手摸，帽上有红星，胸前有牌子，又找老乡家的灯来照，随即打三发信号弹，再用军号联络。这个时候，天已亮了。
双方抱头大哭。二野的说，他们想，淮海战役都没遇到这样的硬仗，是啥部队？一野的说，我们想，在山西与阎锡山的光胴胴大刀队拼刺刀，也没这样厉害，哪个想到是自家人啊！
马文中还采访了当时冕山镇和民村60岁的老人徐思载。徐思载回忆说：
胡宗南的兵早上过起，下午过完。那时的大路就是从（冕山镇）西门进来，从东门出去。他们没有去登相营方向，而是跑到甘相营、鸡窑沟去了，躲开了一野的部队。
二野部队上来多数住在城西门外，一部分可能是夜里进城，但没有住老乡家。一野来时只到冕山城约两公里的毛毛石。
一野的3个尖兵来到城东门喊开城门，口令答不上，被打死，后面的两个尖兵甩手榴弹，把城内的打死两人，就打起来了。一野的从东门进攻，二野的在城内守。……最后是双方的人抱起按（肉搏），摸到五角星帽徽才知道是自己人。两边的团长、干部、战士抱头痛哭，说是过雪山草地没有牺牲的都在这里牺牲了。
池永光当时在第44师前线指挥部。他回忆说：
到司令部即到电台房内同首长一起，听取前线阵地报话。我到泸沽的团，其先头部队于今日凌晨追赶胡宗南总部到铁厂，沿途发现不少踪迹，又听到不少的机炮声。该团要求师部调机炮支援。来话：前进即是“灵关道”新桥；来话：接近冕山敌人；来话：敌人盘踞冕山城垣，敌人火力封锁，黑暗中双方越打越猛，我方机炮未跟上，双方形成肉搏。城上城下展开互抓耳目舌头。这时，不但前线阵地紧急，首长和同志们都非常紧张。后来得知，战斗中我方有被拉上城墙的，对方也有被打下城墙的。其中我方一位副连长被拖上城墙。对方手触帽徽，发现是刺手的五角星，当即拉到指挥员面前去问：你是什么人？反问：你们是胡宗南哪一部分？对方答：人民解放军。用手电一照，两人马上拥抱一团。团指挥员立即用号联系，双方停火，信号弹不断发射，照亮冕山三角河上空。当即手电筒和灯火四起，到处呼喊着同志。这次阴差阳错的误会战，双方牺牲的有三十多个。在后来会师大会的当天，团级以上的指挥员，集会悼念这些牺牲的烈士，相互抱头痛哭一堂。
通过两位当年现场的经历者及池永光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当年这场遭遇战的激烈。他们的回忆有所差异，比如哪一支部队先进城、牺牲了多少人等。特别是关于牺牲的人数，刘金祥说“死了50多人，挂彩200多人”，池永光说“有三十多个”，喜德县烈士陵园则为17名。这里以喜德县烈士陵园的数字为准。
第552团的前身是山西省平遥县游击队，后改编为太岳军区第18军分区43团，1948年8月改编为华北军区第15纵队43旅129团，1949年3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184师552团。第132团的前身是成立于河南省辉县的第48团。两支从山西、河南相邻出发征战的部队，第552团挺进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第132团征战东南地，迂回大西南，最后在冕山镇相遇，却发生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战斗，牺牲了一些久经沙场的官兵，怎不令人痛惜？
为什么会发生这次误会战，马文中分析后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两军会师地变动，不期而遇。原定会师西昌，却在西昌北边60多公里的冕山镇相遇，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从而未及时联系。
二、隐蔽的山地地形，靠近才能进入视野。顺深沟河右侧沿冕山东麓南来之路，在这里向西转呈丁字形，冕山镇便坐落在丁字形的冕山脚下。隐蔽的地形，未能提前观察到对方。
三、两股逃敌，在南北部队夹击下，会合后改变逃跑方向，从侧面溜走。敌第335师及第69军残部从越西逃至冕山镇，与西昌北逃之敌会合后，因南有第132团的追击，北有第552团的追击，无路可逃，只好向东甘相营彝族区逃遁。南北两路部队在快速追击逃敌中，都认为是追上了敌人。
众多因素的巧合，致使这场误会战发生。这样，从太行山到大凉山，从河南省林县出发，先后转战于皖、苏、闽、赣、粤、桂、贵、云、川等省的王立君生命的最后时刻，定格在了四川省喜德县冕山镇。
■在林县政府的劝说下，王振朝打消了到西昌运送儿子遗体回老家的念头■
1950年4月7日西昌战役结束后，西南军区命令第15军主力开赴川南剿匪。4月26日，第44师从西昌出发，于5月中旬到达宜宾，任务是配合宜宾军分区，消灭岷江以西、金沙江以南的顽匪。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9日，在西南军区研究抽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会议上，第15军军长秦基伟主动请缨参战。1951年1月7日，第44师从宜宾乘船，沿江而下，至武汉上岸，然后换车于2月7日到达河北高邑。3月16日，第44师从高邑出发，奔赴朝鲜战场。
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是部队派人到家中告知的。据王立君的家人回忆，王立君所在部队派人来到村中，告知了王立君牺牲的消息。来人说是从安阳下车过来的，并给了王立君父亲王振朝一张字条，字条上写道：王立君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号于冕山县战斗牺牲，埋于西康省冕山县泸沽北。
戎马倥偬，不免有错。在这张字条中，“二十九日”应为28日，喜德县志上记载冕山战斗的时间为28日。“冕山县”应为冕宁县，1950年冕山镇归属于冕宁县。“泸沽北”应为冕山北，泸沽镇是西昌通往冕山镇的必经之路，冕山镇在泸沽镇东北边。喜德县烈士陵园的碑文上误写为“二月”。
从时间上推断，第132团派人到王立君家中的时间应是1951年2月到达高邑以后。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王振朝十分悲痛。他强抑着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向部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到冕山镇把儿子的遗体运回林县安葬。出于对一位失去儿子的老人心灵上的安慰，来人答应向部队首长反映这个要求。其实，他们心里明白，林县到西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且西昌刚解放，又是多民族聚集区，匪患严重，要把王立君的遗体运回林县，几无可能。他们回去后向第132团的领导进行了汇报。第132团领导研究后，于3月8日以“人民解放军第一三二团”的名义给林县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政府出面安慰老人，阻止老人的西昌之行。信中写道：
林县政府：
兹有贵县烈属王振朝欲至西康省起葬，山高路远，中途还须经过少数民族区，困难甚多，希尽量说服之。若非去不可，请政府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帮助为荷。
林县政府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了王振朝老人手中，并最终劝说他打消了西昌之行的念头。这封信被王立君的妻子保存至今。
3月9日，第132团为王立君的家人颁发了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革命烈士证明书”。“烈士证明书”中写道：
兹证明王立均烈士系一九四六年七月 参加本军，曾在一三二团四连任指导员职务，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廿九日西康冕宁在冕山战斗牺牲。……
在烈士证书中，“王立均”应为王立君。参军时间有误，应为1946年6月。1947年5月21日，林县政府发给王立君家人的“军属证明书”中，写明王立君参军时间是1946年6月10日。
王立君牺牲后，同其他烈士一起被安葬在冕山镇北，每位烈士的墓前都立着写有名字的木牌。1953年2月，喜德县成立，冕山镇划归喜德县管辖。1959年，喜德县把在冕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全部迁至烈士陵园安葬。1950年到1959年，喜德县一直处于剿匪及民主改革的动荡中。1959年迁葬时，冕山镇北烈士墓前的木牌已不存在，17位烈士的名字未能保存下来，就把他们合葬在了一起。关于17位烈士失名的原因，喜德县烈士陵园的《修缮革命烈士纪念碑之祭》中说明了原因：因战事紧张，部队同地方衔接失误造成烈士姓名遗漏而成为无名英雄。除这17位外，喜德县烈士陵园还有在其他战斗中牺牲而失名的15位烈士。
2015年8月25日，王立君的儿子带着家人，凭着烈士证上的记载，驾车从太行山来到大凉山，在时隔65年后，第一次进行了祭拜。据陪同的喜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他们是这17位烈士家属中，第一家前来祭拜的。而其他16位烈士的家乡、亲人身处何地，当时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