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很久了”，“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什么会在此时调动他呢？

首先，可以肯定，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933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同党校校务长冯雪峰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请瞿秋白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最后由冯雪峰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抵瑞金到任”。

为准确理解这段引文的含义，有必要把当时的相关背景作个介绍。早在1931年11月，瞿秋白就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因为他远在上海，不能到职视事，遂由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代理部长。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建议，瞿秋白仍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继续担任教育人民委员。

在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胜利之环境下，苏区的教育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与党在军事战线、经济战线或是查田运动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相比，“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则特别表现了我们的落后”，“甚至使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张闻天对苏区教育状况的如是评价，预示着他要采取包括组织措施在内的各种办法，去改善苏区教育。而他基于对瞿秋白的透彻了解，加上详细听取了刚从上海来瑞金不久，与瞿秋白和鲁迅都有密切联系且相互了解的冯雪峰的情况介绍（包括瞿秋白在上海面临的险恶处境），并与之商定后，提出让瞿秋白脱离虎口到瑞金就职以加强对苏区教育的规划、指导的主张，就实属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之举。显而易见，瞿秋白被调离上海转往中央苏区任职，是有充分理由并经严格组织程序进行的。这跟所谓博古、博古中央（指1931年至1934年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要对他施加迫害、控制，强令他离开上海的胡言乱语丝毫不搭界。

其次，也是对瞿秋白的人身保护。

瞿秋白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卸下中央领导职务后，就住在上海，参与党的左翼文化工作的指导、协调，以及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编译活动。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酷，中外反革命势力恨不得把中共地下组织消灭殆尽，把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赶尽杀绝。加之共产党的叛徒顾顺章、向忠发之流，接连投降敌人，出卖组织与昔日同志，隐身在此间的共产党员，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的处境极其危险，随时有被捕、被杀害的可能。瞿秋白曾为中共最高领袖，在国内外有很高声望，而且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也赫赫有名。此时他虽离开了党中央，但仍然在用笔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在尽心尽力地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工作的任务。因而，他依然是中外反动派重点迫害的对象。1931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等。这使得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极为险恶，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虽然无从知晓前文所说冯雪峰对张闻天汇报的瞿秋白在上海的境遇情况，但可以从其时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著述来了解。

时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并曾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说：“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这表明，党组织为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不得不把他“雪藏”起来。时为左联常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萧三，在他的《忆秋白》一文中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期，秋白同志多次在鲁迅先生家里避难。”

面临如此险境，既然中共临时中央尚且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那么，把瞿秋白调离上海去瑞金，显然也是让他脱离险境而予以保护。

再次，从瞿秋白听到中央调令的第一反应，从他在去瑞金途中写给妻子的信，不难看出把他调离上海恰恰遂了他的心愿，值得充分肯定。

1933年冬的一天晚上，一位叫袁孟超（即袁家镛）的人来到瞿秋白家，对瞿秋白说：“中央有电报来要你去中央苏区。”瞿秋白听了中央电报内容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带着这种渴望的心情，瞿秋白在等候动身去苏区的前几天，除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抓紧整理其文学译著外，还特意抽出时间与鲁迅和茅盾（沈雁冰）话别，安排自己走后妻子的学习。他当然希望能和妻子一道去苏区，但在得到组织上允以找到接替杨之华工作的人即可安排的答复后，他也就释然了，并对未来的团聚充满期待。可惜杨之华一直很忙，后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却被破获得越来越多，去苏区的交通也断了，杨之华终未能去成苏区。

1934年新年过后不久，瞿秋白告别妻子，踏上去苏区的行程。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所说的“老家”“天堂”，显然是指他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

瞿秋白对苏区的关切、向往之情，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革命者，瞿秋白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任务，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他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的出版发行，并为之作序；在《共产国际》第1期上发表《中国苏维埃革命》，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他临危受命，主持党紧急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一步部署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此后，他把这些政治理念的实现寄托在苏区，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上。对于身处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的白色恐怖威胁下，又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却不得不东躲西藏、疲于奔命的瞿秋白来说，向往党领导下的、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沐浴和煦阳光；可以广泛接触工农、了解工农，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分子缺陷；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推进苏维埃文艺运动；甚而可以做更多的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以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中央苏区，就是情理中的事，太自然了。

如今，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未能到职视事的教育人民委员终于要走马上任，瞿秋白怎能不由衷地发出“想去很久了”的感叹呢？又怎能不把憧憬已久的苏区礼赞为“不可想象的天堂”呢？而让他得以了却夙愿的，正是博古和博古中央。

■“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完全变了一个人”■

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动情地谈到瞿秋白在苏区的工作、生活及精神状态。她说：“有不少同志告诉我，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那时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对我说：‘秋白同志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维埃大学直接负责人是我，但他（瞿秋白兼任了苏维埃大学校长）关心政治教育的每一课程和每一次学习讨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十分愉快。’”为便于工作，瞿秋白学会了骑马。“同志们见了都很欣喜，说：‘秋白同志年轻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多么活跃！’”

瞿秋白之所以在苏区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精神十分愉快，显然是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国度（赤色中国）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交往着真诚友爱的同志，从事有意义且熟悉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瑞金，瞿秋白除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委委员、教育部部长外，还兼任了教育部所属艺术局负责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长兼主编。他以自己的才华与汗水，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及群众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可喜的建树。用时任教育部秘书庄东晓的话来说，他为苏维埃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蓝图。

瞿秋白对苏区教育的突出贡献，在于抓紧抓实了苏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使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在办学方针、教学原则、课程设置、师资建设，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他对苏区革命文艺运动和艺术教育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他到瑞金不久，便提议将工农剧社附设的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他对校长李伯钊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瞿秋白为苏区文艺事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成为党的文艺工作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瞿秋白在瑞金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整整一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亲力亲为，克服人少事多条件差的困难，把《红色中华》办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使之发挥了党报应有的作用，而且把这张报纸坚持办到最后一刻。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照常出版《红色中华》，以迷惑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而此时报社的人手更少，稿源更缺，印刷发行的条件更差。瞿秋白以坚强的党性，不顾病体折磨，一人顶几人用，调动身边同志积极性，硬是保证了报纸正常出版，从而实现了中央的要求。

瞿秋白在瑞金，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学习、生活及精神状态的积极变化及对苏区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他的调离上海、进入苏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恰到好处，大有益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了博古、博古中央对瞿秋白是充分爱护、尊重和信任的，完全没有对他进行所谓的“迫害”“控制”的“阴谋”。

■红军长征时“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其中就有瞿秋白■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8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即长征。瞿秋白未能参与突围，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此事往往被后来的一些人或猜疑、或武断、或学舌地说成是博古对他的“抛弃”“陷害”。然则事实究竟如何呢？

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自然，领导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更不能没有高素质、担负更大责任的高级干部。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博古在延安时期所作的笔记手稿扼要地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得（祥）、鄂赣刘伯坚……”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朱德也在1937年春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

上述权威当事人的口（笔）述历史清楚而雄辩地说明：第一，当时高级干部的“去”和“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不存在谁刻意借机整谁、搞宗派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处理高级干部去留就有条原则，叫作“六亲不认”）。第二，当时中央留下一批忠诚的高级干部领导中央苏区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是正确的。它不仅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保证了红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成功突围，而且稳定、争取了民心，有效地维护、扩大了党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的群众基础。这应是我们评价当时瞿秋白及其他高级干部留下一事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离了这个基本点谈论此事，就容易走到唯心论、庸俗化的极端上去。

当时，撤离中央苏区的红军只打算转移到湘鄂西去，与贺龙、萧克他们会合，然后放下行李，再谋新图：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去。在这种前路既不遥远，又与“南天王”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借道协议的乐观形势判断下，8万多红军采取一种“搬家”的方式进行转移。这当然也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足的一种表现，由此而影响到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那些高级干部的处境，表明对将要遇到的困难与危险估计不足。事后多年，徐特立还说过：“当时我们以为红军出来不久必回苏区，我和秋白同志在此永别是我意料不到的。”徐特立的这个想法，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他的想法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乃是因为在广大苏区军民印象中，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野战军都是出去十天半个月或顶多一两个月，打败了敌人，就高唱红军胜利歌，回到老家来的。没有谁会想到这次出击竟会走那么远，相隔那么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也可以相信，博古或博古中央肯定没有设想过利用转移之机“抛弃”瞿秋白（及所谓“毛派”“调和派”高干），置其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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