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的军衔制度，经过长达八年的认真准备，在全国人民的瞩目下，于1988年10月1日再度正式实行。从1988年9月14日举行第1批上将军衔的授予仪式开始，到2013年7月31日新一批上将军衔的晋升仪式为止，经历了26个年头。其间，先后有148名高级将领分20批荣获了上将军衔称号〔第1批属于“授予”上将军衔，第二批以后属于“晋升”上将军（警）衔，为方便叙述起见，本文将授予和晋升上将的批次统一编排序号〕。
在1988年开始实行的军衔制度中，军官的军衔起初设为三等十一级，其中将官设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一级上将专为军委主席及副主席而设。但是，有权获得该衔称号的本人都表示“不要”，军委副主席杨尚昆1988年5月27日在《在全军贯彻实施干部〈三个条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主席一直讲他不要军衔”，“我是武衙门里的文官，也不要军衔。如果军委主席、副主席都不要军衔，变成文官，我看这对全军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对全军顺利地改文职是个推动”。鉴于一级上将军衔没有授出去的实际，1994年5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中，取消了一级上将的设置，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授予军衔”，“副主席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于是，上将成为我国新时期最高的军衔等级称号。现就新一代上将衔称获得者的若干结构情况，略加剖析，以飨读者。
■单位结构，分布于18个高级领导机关■
按照1994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全军按编制可设置上将的单位，总共有17个：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原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七大军区。1995年7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武装警察部队升格为正大军区级后，司令员、政治委员的编制警衔亦为上将。据此，从1996年第4批上将晋升开始，编制有上将军（警）衔的单位增加至18个。按照举行上将授衔或晋衔仪式时媒体报道的数据统计，新时期148名上将所属单位（军委委员兼任下属单位的领导人，均按军队编制序列内担任实体职务的单位计算）如下：
中央军事委员会5人；总参谋部（包括总参警卫局）18人；总政治部（包括军纪委）16人；总后勤部6人；总装备部（包括原国防科工委）8人；军事科学院8人；国防大学10人；海军8人；空军7人；第二炮兵5人；沈阳军区5人；北京军区9人；济南军区6人；南京军区9人；广州军区8人；兰州军区6人；成都军区8人；武警部队6人。
■职务结构，副总参谋长最多■
上将军衔授予、晋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职务的编制军衔。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规定，全军编制军衔为上将的职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们的编制军衔为上将唯一等级；正大军区级的编制军衔为上将、中将两个等级，即可以是上将，也可以是中将。解放军全军正大军区职的职务有：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各大军区的军政一把手。武警部队编制为上将警衔的，为两名军政一把手。我国25年来所授予和晋升的148名上将中，授衔或晋衔时公布的职务（依据举行仪式时媒体的报道）构成情况为：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2人；军委委员、国防部长1人；军委委员2人。
总参谋长2人，副总参谋长14人，总参警卫局局长2人。
总政治部主任2人，副主任9人，副主任兼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4人，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人。
总后勤部部长2人，政治委员4人。
总装备部部长（包括原国防科工委主任）3人，政治委员4人，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副部长1人。
军事科学院院长3人，政治委员5人。
国防大学校长5人，政治委员5人。
海军司令员4人，政治委员4人。
空军司令员5人，政治委员2人。
第二炮兵司令员3人，政治委员2人。
沈阳军区司令员3人，政治委员2人。
北京军区司令员4人，政治委员5人。
济南军区司令员3人，政治委员3人。
南京军区司令员6人，政治委员3人。
广州军区司令员4人，政治委员4人。
兰州军区司令员3人，政治委员3人。
成都军区司令员4人，政治委员4人。
武警部队司令员3人，政治委员3人。
以上军事行政军官75人，政治工作军官73人，基本上是平分秋色。按军种区分，陆军占绝大多数，海空军占百分之十几（包括由海空军调入三军领导或科研、教学机构仍保留原军种衔籍者）。
■籍贯结构，山东省独占鳌头■
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期间，“将军省”“将军县”出现在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第二次实行军衔制后，最高军衔上将的籍贯（简历中有祖籍与生长地者，按祖籍计算），分布在21个省市，其中独占鳌头的是山东省，计有35名，约占全部上将的23.6%，接近1/4。其余113名上将籍贯的分布情况是：
河南省，16名；河北省，15名；辽宁省，13名；江苏省，13名；安徽省，8名；湖北省，8名；湖南省，7名；陕西省，6名；山西省，5名；吉林省，4名；四川省，4名；江西省，3名；上海市，2名；云南省，2名；黑龙江省，2名；重庆市，1名；贵州省，1名；浙江省，1名；广东省，1名；福建省，1名。
全国出现两名以上上将的县（县级市）共10个，它们是：
山东省招远市4名：迟浩田、王瑞林、刘顺尧、隋明太；
山东省荣成市3名：李耀文、王茂润、姜福堂；
山东省滕州市3名：李景、李继耐、刘书田；
山东省文登市2名：孙忠同、迟万春；
山东省胶州市2名：张连忠、张文台；
山东省临朐县2名：石云生、许其亮；
河南省林州市2名：曹双明、李乾元；
山西省原平市2名：傅全有、张工；
吉林省永吉县2名：赵南起、陶伯钧；
辽宁省瓦房店市2名：于永波、谷善庆。
■年龄结构，平均62.6岁■
148名新上将授（晋）衔时的年龄分布，总的趋势是首批年龄偏大，往后逐渐有所降低，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区段。
第1批17人，平均年龄69.18岁。其中70岁以上的10人，占了58.8%，最大的洪学智75岁；60岁至69岁的6人；59岁的1人（迟浩田）。之后，各批晋升上将者，除第3批中有一人因特殊情况71岁晋升外，其余130人晋升上将时的年龄，都没有超过65岁。
第2至第4批29人，平均年龄63.69岁。其中第2批6人，平均63.67岁；第3批19人，平均63.79岁；第4批4人，平均63.25岁。
第5批10人，平均年龄6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60岁，最大的64岁。
第6批至第20批92人，平均年龄61.1岁。其中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56岁（徐才厚）；60岁以上的75人，59岁以下的17人，分别占81.5%和18.5%。
开始几批上将年龄偏高，有一定原因，笔者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是，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时，全军高级将领的年龄普遍偏高。解放军总政治部1984年颁发的《关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七年规划》，对“大军区、军兵种、科工委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提出的规划是，“前两年（到1985年底以前），要增加60岁以下的同志；后五年（到1990年底以前），军政一把手，一般不超过65岁，班子中60岁左右、55岁左右和50岁左右的干部要各占一定比例”。说明当时这些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中，还缺乏“60岁以下的同志”。当时，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已经74岁，1987年76岁时卸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已经70岁，1987年73岁时卸任。1988年授衔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某些大单位中，适当保留若干名70岁以上身体强健的将领，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需要，它有利于搞好传、帮、带，更好地传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1992年10月，张震已经78岁，邓小平当面指示他“还可以干一届”，以便“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于是，张震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83岁时卸任。
二是，从中将中选升上将的工作似乎开始得晚了一点。1988年首批上将军衔授予以后，到1993年才开始从中将中选升上将，时间相隔了5年。从表面上看，这是造成1993年和1994年两批晋升上将者，平均年龄达到近64岁的重要原因。军衔晋升制度不健全，晋升时机不适时，就会影响其生机与活力。解放军1955年至196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期间，所授1057名将官（包括1955年9月以后补授的19名少将、中将、上将）中，没有一名获得过晋升，形成一潭死水。第一次军衔制度生命的终结，除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想是主要原因以外，军衔制度本身更新机制不健全，致使其失去生机与活力，对军队建设起不到积极作用，影响了衔级制度生命的延续，最终导致了自身的衰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军龄结构，开国前入伍者占28%■
148名新上将授（晋）衔时的军龄（包括参加党的革命工作，简称“工龄”）状况，总的趋势与年龄情况相仿，首批授衔者军龄较长，往后逐渐有所缩短，从第7批开始，入伍42年左右晋升上将者居多。现按革命阶段，将148名上将参加革命工作的时期分别统计如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俗称“老红军”）的11人。军龄最长的59年，最短的51年，平均56.9年，都集中在第一批授衔者之中。其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等3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向守志、万海峰等7人；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人，为李耀文。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俗称“老八路”）的14人。平均军龄49.7年，分布在第1批至第3批授（晋）衔者之中。他们是：第1批迟浩田、杨白冰、徐信、刘振华、王海；第2批张万年、朱敦法；第3批杨德中、周克玉、王克、李来柱、张太恒、宋清渭、李九龙。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16人。平均军龄47.5年，分布在第1批至第4批授（晋）衔者之中。他们是：第1批赵南起；第2批于永波、傅全有、张连忠、曹双明；第3批徐惠滋、李景、王瑞林、戴学江、李文卿、谷善庆、曹芃生、固辉、李希林、史玉孝；第4批王振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军（工）龄最长的49年，最短的28年，平均42.6年，分布在第3批以后的18批晋升上将者之中。据对2000年至2013年共14批90名晋升的上将统计，每批晋升时的军（工）龄大体相当，一般在42.5年左右。看来，今后在不采取特殊举措的情况下，这个军（工）龄段，很可能成为我国上将晋升时的客观实际或组织上的掌控幅度。
■衔史结构，两度授衔者占73.7%■
所谓“两度授衔”，是指1955年至1965年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时的授衔，和1988年开始的本次授衔。148名上将中，有109人在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期间，曾获得过从列兵到上将的军衔称号。最引人注目的是“二度将军”，但为数较少，只占两度授衔者的0.9%，他们原来的军衔是：上将洪学智；中将秦基伟、张震；少将刘华清、徐信、郭林祥、尤太忠、李德生、向守志、李耀文。获得过第一次军衔制期间军衔称号的，绝大多数是尉官和校官，占85%以上；少数人佩戴士兵军衔不久，就赶上了军衔制度的取消。
1988年第二次实行军衔制后，除了首批所授的17名上将外，其余131名上将，都是逐级晋升而来。他们的“新衔史”包括了五种情况：一是1988年首次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晋升为上将；二是1988年首次授予少将军衔，后来经过中将晋升至上将；三是1988年首次授予大校军衔，后来经过少将、中将晋升至上将；四是1988年首次授予上校军衔，后来经过大校、少将、中将晋升为上将；五是1988年以后从地方调入军队，实行军衔制以后才中途授衔，然后晋升为上将。笔者目前搜索到的资料中，尚未见到有明确记载1988年首批授衔时的中校以下军官晋升为上将军（警）衔的例子。
关注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一些读者，经常提出关于高级将领军衔的晋升年限问题。
一是，当几年中将可提上将？解放军从1993年开始启动晋升上将军衔的程序以来，20年里共有131人由中将晋升为上将，从晋升的实际过程看不出有晋升年限的定制。这131人由中将晋升上将的实际情况是：24人的中将衔是1988年初次授衔时所授；45人是先授予少将衔，然后晋升为中将；60人是先授予校官衔，然后逐级晋升为中将；另有2人是实行军衔制后由地方调入军队，在不同时间晋升为中将。他们晋升上将前的中将军（警）衔衔龄长短差别较大，长者是短者的好几倍。在中将衔位上工作时间最短的为3年，共计3名；最长的为11年，计有1名。这几人的中将衔龄，后者是前者的近4倍。其他127人在中将衔位上工作的时间，由短到长依次为：4年的19人，5年的30人，6年的43人，7年的18人，8年的9人，9年的7人，10年的1人。其中6年的数量最多，接近于131名上将的中将衔龄的平均值（5.6年）。
二是，从少将到上将需要干几年？上述晋升上将的131人，107人是由少将晋升为中将后，再晋升为上将的。其中45人的少将军衔为1988年所授，这批少将经过中将台阶晋升为上将者，最早的1名是1994年在第3批晋升上将时晋升的；其余大部分是在第4批至第10批中晋升的；最后晋升为上将的1人，出现在2006年的第11批之中。这个情况表明，1988年所授的这45名少将，晋升到上将军（警）衔所需的年头，前后相差了12年。
三是，由校官到上将得经过多少年？上述107名由少将晋升上将的将领中，有60人1988年被授予校官军衔，然后经过少将、中将晋升为上将。他们之中，由大校晋升到上将所用时间最短的两人，出现在2000年第7批晋升上将的行列中，只用了12年时间；两人的衔龄情况都是1988年授大校，1990年晋少将，1994年晋中将，2000年晋上将；如此晋升速度，从以后13批晋升上将的几十人看，不具有普遍性。从2002年第8批晋升上将开始，由1988年所授校官晋升为上将的比例（与1988年所授少将之比）逐批增多，到了2007年7月第12批以后，全部晋升的上将都是由最初的校官逐级晋升而来，包括1988年授予的上校在内。其中上校晋升较快的两位，都是1988年授上校，1990年晋大校，然后在不同时间先后逐级晋升为上将；两人从上校到上将，分别用了20年和22年的时间。此例表明，从上校到上将，至少得经历20年时间。
■履历结构，多数具有指挥基本战役军团的经历■
所谓“战役军团”一般指集团军。集团军隶属于军区或方面军，直辖一定数量的步兵师（旅）、装甲师（旅）、炮兵师（旅），以及防空、工兵、通信、电子对抗、直升机等部队（团）或分队（营、大队），一般在上级编成内遂行战役作战任务，也可独立担负作战任务。集团军指挥员是军队组织序列中的一级关键性岗位，解放军新时期的148名上将，除个别非行伍出身和少数科研技术干部以外，大多数人从当士兵起步，具有班、排、连、营、团、师等各级主官经历。例如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他入伍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军长、军区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职，具有每一级领导岗位的工作经历，带兵和指挥部队执行任务的经验，可谓十分全面、丰富。
新一代上将中类似范长龙经历者为数不少，其中在集团军和相当于集团军的特种部队领率机关，担任过军政指挥员的有106人，占72%。其中包括集团军军长32人，集团军政治委员35人，海军舰队或军级基地、军区空军或军级作战部队、第二炮兵战略基地的军政一把手39人。
上将，无论是在外军还是在旧中国历史上，都是军中精英。我国新时期148名上将也不例外，他们除了担任部队重要职务以外，绝大多数还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机关担任过或仍在担任着各种职务。其中有：
中共中央副主席1人（李德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人（刘华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9人（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张万年、曹刚川、郭伯雄、徐才厚、范长龙、许其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3人（杨白冰、张万年、徐才厚）。
中共中央委员114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未在此数内重复计算）。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2人（凡之后或之前曾担任正式中央委员者未在此数内重复计算）。
国务院国务委员5人（秦基伟、迟浩田、曹刚川、梁光烈、常万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人（秦基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46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2人（洪学智、赵南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7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人（刘华清、张震、迟浩田、张万年、曹刚川、郭伯雄、徐才厚、范长龙、许其亮）。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3人（担任军委副主席者未在此数内重复计算，他们是：李耀文、秦基伟、杨白冰、赵南起、于永波、傅全有、王克、王瑞林、梁光烈、李继耐、廖锡龙、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常万全、吴胜利、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马晓天、魏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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