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说，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毛泽东接过话头回答：“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不久，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更为看重自己的论著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独创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就是《实践论》。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一文。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泽东比较在乎。当然，这也反映他对《实践论》的自信。

反观《矛盾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待遇”了。1951年毛泽东主持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放弃了与《实践论》同时期写作的《矛盾论》。对此，毛泽东在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解释说，《矛盾论》“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

（邶风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陈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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