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抗战中二三事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10期  作者：张正霞  点击次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日本的郭沫若处境很危险，必须赶紧秘密离开。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在朋友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秘密乘坐加拿大邮船“皇后号”，顺利抵达上海公和祥码头。
      郁达夫接到国民政府驻日本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后，连忙从福州赶往上海迎接郭沫若，同时，来码头迎接的还有刘海粟、倪贻德、叶灵凤等人。刘海粟是得到钱瘦铁的通知后赶来的。另外，国民政府行政院处长何廉也得到国民政府驻日大使馆的通知，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迎接郭沫若。
      郭沫若弄清情况后，借口要去看朋友，便直接往大西路孔德图书馆找沈尹默馆长。
      当晚，郁达夫做东，在来喜饭店为郭沫若洗尘。
      第二天，中共党组织安排夏衍接郭沫若移住沧州饭店。夏衍问：“还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1日，党组织在高乃依路一处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办的寓所内找到了一套合适的房屋，郭沫若遂迁居此处。
       第二天，中国文艺家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欢迎宴会，郭沫若挥泪朗诵了7月24日写作的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消息第二天见报后，这首诗流传开来。
      8月7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蓬莱大戏院首场演出《保卫卢沟桥》，欢迎郭沫若回国和救国会七君子出狱。郭沫若在演出单上题词：“卢沟桥已经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卢沟桥，它不应失掉，在我们精神中的卢沟桥，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卢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卢沟桥。”
      8月12日，郭沫若应友人张发奎的邀请，组织战地政工队。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郭沫若担任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推荐共产党员钱一石任队长，组织了3个服务队、12个救亡演剧队，到抗战前线和后方去宣传。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郭沫若同夏衍等以救亡协会的名义于8月24日创办了《救亡日报》，他任社长，夏衍任主笔，阿英任主编。郭沫若还应张发奎邀请到浦东前线采访，写下了《到浦东去》，记述了在浦东前线访问的见闻。之后，他常去前线，写下了《轰炸中来去》《东西线归来》等激动人心的报告和速写。
       9月下旬，郭沫若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拜访了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叶剑英，问候了陕北的老朋友，还拜访了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邵力子、李济深、陈铭枢等。9月24日，他拜访了张群。
      郭沫若从张群处刚回来，蒋介石就派车来接他。整个会见中，蒋介石对郭沫若很和蔼。蒋介石询问了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情况，有无朋友做宣传工作等，说：“希望你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要给你一个相当的职务。”郭沫若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蒋介石又问了他的家眷，为何要去日本等等。郭沫若都一一据实回答。临别时，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9月26日，郭沫若回到上海，夏衍来访。郭沫若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的指示的正确。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1936年在东京时，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1937年11月，抗战局势恶化，南京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上海沦为孤岛。党组织决定将《救亡日报》迁移到广州复刊。由于救亡活动需要资金，郭沫若计划先去南洋募捐，然后再去广州，《救亡日报》复刊之事就由夏衍负责。当夏衍向郭沫若请示今后办报的方针时，郭沫若说：“一切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具体事情由你负责，只有一条，我是社长，打官司的时候可以找我。”
       到广州后，为办报经费之事，郭沫若曾经找过国民党党部的吴铁城和广州市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曾养甫，都遭到拒绝。后来，他得到余汉谋的支持，每月付1000块大洋开办费。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复刊。
      1938年元旦那天，郭沫若接到陈诚从武汉发来的电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1月6日，郭沫若与于立群等人去武汉。9日，到了武汉，他先找到叶挺，拜访了黄琪翔，得知了陈诚电邀其来武汉的意图。晚间，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长江局的领导人。话题集中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政治部上。陈诚出任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共出任副部长，黄琪翔代表第三党任副部长。下设四个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第三厅分管宣传，郭沫若出任厅长。郭沫若一时还没有从政治上想到政治部设立的意义，他只是意识到在国民党的机构中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蒋介石政府卖膏药，帮助欺骗人民。如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参加政府更加有利；如做了官，青年们不会谅解，因此，郭沫若以有耳疾拒绝。周恩来见他一时还没有意识到政治部的重大意义，就很关切地说：“考虑是可以，不妨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在武汉期间，陈诚来郭沫若处拜访过三次，谈到郭的就职问题，郭未答应。
       2月6日，郭沫若接到政治部部长陈诚的通知吃中午饭，副部长中有黄琪翔参加，却没有周恩来。郭沫若想这中间一定有文章，于是，他特地叫上阳翰笙。阳翰笙是郭沫若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人。到了陈诚公馆，果然是政治部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
      为了躲避政治部第三厅的职务，郭沫若离开武汉去了长沙。20多天后，于立群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到了长沙。周恩来在信中说经过党组织的协调，陈诚表示政治部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希望你也能采取此立场”，希望郭沫若立即返回武汉。
       2月28日，郭沫若随于立群回到武汉。党组织高度重视第三厅的筹组工作。郭沫若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和阳翰笙多次商讨第三厅的工作计划、人事安排和经费主管。他们决定将第三厅建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的统一战线机构，中心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8年4月1日，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昌昙华林正式成立，厅下设三处，每处设三科，阳翰笙、胡愈之、田汉、杜国庠、洪深、徐悲鸿、冯乃超等分别担任处长、科长。此外，还有影剧界、音乐界、美术界的名流参与工作。整个三厅，集中了中国的许多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及文艺方面的精英，第三厅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第三厅有2000多人，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漫画宣传队，孩子剧团以及中国电影制片厂。   蒋介石看了第三厅的组建名单，很是高兴。陈诚对其组建的速度、阵容更是惊讶。
        政治部第三厅的成立，实现了中国文艺界的大联合，厅长郭沫若继鲁迅之后成了党在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七七”纪念活动和“七七”献金活动，将宣传对象和范围扩大到广大的劳动阶层和工矿农村、前线战壕，提高抗战斗志和热情。筹集通俗的宣传书刊、物资、药品及经费支援前线、伤兵和难民。尤其是在国际宣传上，组织领导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和池田幸子、绿川英子等做了大量教育日本战俘的工作。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抗日歌曲和《八百壮士》等优秀的抗日电影。
       9月上旬，陆万美所在的演剧队到第五战区宋埠前线慰问，路途中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部分队员被炸死，全队人心涣散。此时，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继续前进到大别山敌后。
       郭沫若鼓励演剧队，并下令给陆万美演剧队三个月的经费和许多书籍、宣传品、医药用品，这样，演剧队顺利到达了大别山。陆万美到了大别山、洪泽湖、沂蒙山等地后，与郭沫若的联系就很困难了，但他们仍想尽办法以电报或书信的方式给郭沫若汇报。特别是在危急时刻，更是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救援。国民党特务和地方军阀阴谋迫害陆万美的演剧队，演剧队队员偷偷地在豆油灯下写信给郭沫若，托来敌后采访的一位记者带给郭沫若。
这位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了重重封锁线。渡淮河时，检查得更严格，这位记者就将信件折叠后放在密封的竹筒里，用细线绑在小船的船舷上，沉入河水中，过了封锁线，才从河里捞出来。郭沫若收到演剧队送来的信后，将演剧队的遭遇向第三厅全体人员通报，并表扬了陆万美所在的演剧队。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开始有利于盟军。中国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局部反攻。1944年3月，蒋介石的笔杆子陶希圣以蒋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此书以明王朝灭亡为例，将明朝灭亡归结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满族的入关，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搞“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的挑衅，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积极组织反击，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1943年7月至8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电令南方局“发动宣传反击”，指示重庆的《新华日报》与《群众》周刊多“刊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揭露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封建和专制。
      1944年3月19日是明朝亡国300年的纪念日，重庆新华日报社委派乔冠华负责纪念活动。1月15日，乔冠华与翦伯赞一同前往郭沫若在城区的住处天官府7号，商议如何开展纪念活动。此时，重庆各党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明朝亡国300年的活动看成一次政治活动，借用明朝的腐败来暗喻蒋介石的独裁和专制统治，将民主运动推进一步。此时，郭沫若正在写《十批判书》，明白了乔冠华的来意后，他赶紧放下手里的研究，决定承担这项任务。
       一个月后，郭沫若完成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将文章送给董必武审阅，董必武指示《新华日报》于3月19日开始刊登《甲申三百年祭》，并在正文前特地用大字排上一段毛泽东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文章连载四天，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国民党顽固派认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立即组织专人著文反击。
       4月21日、26日、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相继发表社论，攻击此文。随后，重庆的一些报刊也刊文攻击《甲申三百年祭》，辱骂郭沫若是“敌人的第五纵队”。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甲申三百年祭》，并加按语，高度评价，称赞其“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科学地解说历史”。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毛泽东还特意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
      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的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来从延安托人捎来的延安出版的《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看后备受鼓舞，当晚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及延安的朋友，感谢他们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

      1944年，日军向正面战场的豫湘桂等广大地区发起进攻。至11月，已占领了广西的桂林、柳州、南宁和贵州独山。
      国民党军队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决胜阶段时却失去大片国土，震动了中国朝野。全国各抗日和进步阶层非常愤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国统区掀起了抗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
      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王若飞指示文工会党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对此作了研究，然后在天官府7号和4号又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公推邓初民、翦伯赞各自起草一份宣言草稿。初稿草拟好后，朋友们看了觉得意犹未尽，也有不太恰切之处。于是，又推定郭沫若执笔重新起草宣言稿，即《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又称《民主宣言》），全文1850字，提出召开各党各派公正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实现民主的六条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恢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的自由；取消一切党化教育措施，保障学术研究与文化活动的自由；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身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宣言旗帜鲜明，与国民党专制统治、反共反苏政策针锋相对，要求民主、团结态度坚决。
       为使宣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在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郭沫若率领文工会成员，分头征集签名。
      1945年2月5日上午，郭沫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石家祠堂，探视病中的徐悲鸿。郭沫若说，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托他送来的。徐悲鸿抚弄着黄澄澄的小米和红艳艳的枣子，苍白的面容顿时泛起了光彩。他殷切地请郭沫若代他向周恩来转致深深的谢意。两位老朋友围着小炭火盆坐下来，郭沫若询问过病情后，两人就谈起了重庆文化界的现状，谈起了当前的时局。徐悲鸿流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他们都希望能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以利于抗战。郭沫若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文稿，题目是《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徐悲鸿接过去读着，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待郭沫若说明缘由后，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提笔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月22日，《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纸在第二版头条发表了宣言及312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签名。
      这则消息振奋人心，也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
      蒋介石责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潘公展、副部长张道藩追查严处。他们对签名者威胁利诱，采取写悔过书、关禁闭等处罚。张道藩打电话骂国民党老牌作家华林：“你吃着国民党的饭，替共产党服务，你这个饭碗，还要不要？”华林吓得都哭了，急问怎么办。张道藩说：“登报申明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骗。”
      张道藩还上歌乐山，客气地问冰心：“名字是您签的吗？”冰心直截了当地回答：“是。”张道藩只好悻悻而去。
      张道藩授意华林等几个国民党机构中的文人，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声明，说明他们签名的文件是救济贫病交加的文化界人士的，并非《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被郭沫若欺骗了。然后，派人将登有声明的《中央日报》送到徐悲鸿家，希望徐悲鸿也发个声明，声明自己的签名也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骗。徐悲鸿冷冷地说：“我没有受骗，我对我的签名完全负责！”

       郭沫若拟定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很快传遍了全国，点燃了国统区民众要求民主、团结的烽火。

       （图片说明：1938年春，叶剑英同周恩来、郭沫若和彭德怀在汉口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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