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八位元帅传记组的一些回忆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8期 作者：舒 云 点击次数：
1987年7月，笔者进入《聂荣臻传》编写组，负责撰写新中国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章，因此获悉了元帅传记编写组的一些情况。
军队承担八位元帅的传记编写工作
1955年9月27日，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此后，十大元帅成为专有名词。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党史的搜集、编写进入高潮。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重要倡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调动各方面力量编写一套100卷本的大型丛书，定名“当代中国”。
在此之前，军队已经组织力量开始编写除朱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林彪外的八位元帅的传记。中央军委办公厅1980年18号文件明确规定：元帅传记由战史编审委员会抓总，军队有关各大单位党委负责组织编写工作，由分管元帅传记的各大单位党委审稿后报请战史委员会定稿，并指定承担元帅传记编写的单位。
八位元帅传记的分工原则是由元帅主要工作过的大单位组建传记组。彭德怀传记组在军委办公厅，刘伯承传记组在军事学院，贺龙传记组在总参谋部，陈毅传记组在南京军区，罗荣桓传记组在总政治部，徐向前传记组在政治学院，聂荣臻传记组在北京军区，叶剑英传记组在军事科学院。
中央军委召开了八位元帅传记组座谈会，会后批准了军委办公厅关于八位元帅传记编写工作的报告，由此正式立项。
八位元帅传记列入“当代中国”丛书
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通知下发。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批示，要求军队确定选题，由总政召集总参、总后和三大学院（军事、政治、后勤学院）的有关人员研究后，订出方案。
1983年5月，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的报告，决定在总政治部成立“当代中国”大型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同时规定了任务、编制等。
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编写出版老一辈革命家传记问题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指出：“编辑出版党史、军史和革命回忆录，特别是编辑出版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和文集，是一件极其严肃的政治工作，必须慎重对待。中央1980年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发［1980］59号）以后，我部与有关部门多次进行研究，先后发出了几个文件，对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82年我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毛、周、刘、朱和现任中央常委著作的出版、发表及审核办法的请示报告》。同年7月5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即中发［1982］33号文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精神，编写出版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传记，应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并由中央或省一级正式出版单位出版。其中有全国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报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核，属于军事方面的，应报送总政治部审核。”
1984年7月9日，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元帅传记的写作问题时说：“至于给党的领导人立传，这个问题就更严肃了。中央规定，在军队中只有几位老帅可以立传。……给领导人写传的问题很复杂，不要看得简单。这里必定牵连到很多带全局性的问题……出版回忆录要慎重，出版传记更要慎重。中央决定的几位老帅的传记一个都还没有出，这两年内也出不了。写传记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写得很好，各方面都满意，还有中央的一关呢。几个老帅的传，将来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同志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很重要。第一，任务很重；第二，政治责任很强。所以一定要严肃对待。不要轻信某一种材料，要广泛搜集，认真核实，全面研究。现在主要是处于征集材料的阶段，不是写史和出版阶段。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要由中央来决定。”
《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刊登了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的传略。这七篇元帅传略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织撰写的。
198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编写工作会议上宣布，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九位元帅的传记列入中央书记处决定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出版计划。1月23日，邓力群在讲话中说：“今天研究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人物传记的问题。这项工作，军队进行很长时间了，比其他方面快了好几步。……军队各位元帅的传记已经有了基础，希望各写作组继续努力。……军队几大元帅的传记组，能不能有个地方统一起来。这里向（杨）尚昆同志、（余）秋里同志请示一下，能不能放在一起，放在哪里合适，请他们决定。军队的传记组有个经费问题、人员编制问题。大致上需要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搞个简单的材料……如果不及早把书写出来，过十年八年以后，想写也写不出来。在这方面花点人力，花点钱，是应该的。今年（杨）尚昆同志还跟我说过这事，叫我召开个会。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个时间问题，拖得太长不好。原计划‘当代中国’丛书1989年基本出齐。还有四年，九大元帅的传记有希望。”
各元帅传记编写组实行编外定编
1985年4月22日至27日，总政治部“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在军事学院召开《刘伯承传》送审稿讨论会。《彭德怀传》等各元帅传记编写组的13人应邀出席。《刘伯承传》编写组主持人、军事学院副政委李曼村讲话时，欢迎到会同志在讨论中对书稿进行批评。《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介绍了《刘伯承传》编写概况和书稿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及如何处理的原则意见。与会者对书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对传记的编写指导思想、写法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与会者认为：元帅传记已经列入“当代中国”丛书出版并将在国内外发行，就必须按照丛书编辑部的统一要求来写，努力做到“有丰富的经过核对的史实与资料”，“力求内容翔实，观点正确，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把元帅传记写成一部“科学的信史”。与会者还对如何做到真实性与生动性的统一，如何安排好历史背景叙述与人物活动描写，如何处理好引文与转述、史与论、详与略，怎样写人物的功与过，成绩与错误等问题，结合各自的体会，交换了意见。
随后，总政治部“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根据总政办公会议的精神，对各元帅传记的编写情况、人员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向领导反映了意见。
7月6日，杨尚昆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等人的汇报后，作出重要指示：八位元帅传记编写组列入临时编制，实行编外定编，并要求各编写组集中力量，1986年底完成初稿。
8月12日，总政治部就“关于元帅传记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向中央军委请示：“四年来，（元帅传）各编写组在各单位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努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考虑到元帅传的编写中遇到了若干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建议：一、各承担编写任务单位的党委应当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切实抓紧抓好。二、元帅传记组同丛书的军事国防卷各选题编辑都一样，列为临时编制，编外定编，共编40人，组成各元帅传编写组，设组长、编辑。编写组不定编制等级，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原职务等级待遇不变，其中在职干部职务、级别的调整及政治、生活待遇，与在编干部相同。编写组人员亦可由正式编制的现职干部兼任，并尽量吸收退居第二线和离退休干部参加。任务完成后，编写组即行撤销，完成一个撤销一个。这项组织落实工作，由各单位负责在近期内完成。各编写组要集中力量，于明年年底前完成初稿。未经批准不准以传记组、个人或其他名义发表传记材料。‘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国防卷编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书稿的讨论等编辑业务指导工作。三、关于各元帅传书稿的审查、定稿及送审程序：1.每本书的送审稿都要组织几次讨论。2.送审稿改定后，由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党委决定直接报送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写委员会审定。上报时，对某些难点要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并说明倾向性意见。3.定稿后，按照丛书编辑部的要求，由各单位推荐两名业务较熟练的特约责任编辑，协助丛书编辑部负责具体编辑、出版工作。四、编写组所需经费及用房、用车等，仍由各承担编写任务单位负责保证。考虑到编写工作某些必要的特别开支（如资料及书稿的印刷费、资料稿酬、聘请专家审稿的报酬等），建议批准由总后勤部拨给一笔补助费，每个编写组每年15000元，由各编写组掌握使用。以上请示，如无不当，请军委批转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及有关部门执行。”
军委办公厅转发了总政治部的这个文件，规定了元帅传记组的编制、经费、审稿程序等问题。1985年，全军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员变动大。8月20日，总参谋部发出[1985]参务字第98号文件，规定国防军事卷各编辑部和元帅传编写组列为编外定编的机构。各单位已临时抽调的专职人员暂予保留，他们的政治待遇及调职、定级，与在编人员同等对待。
各元帅传记组编写工作进度不一
1985年12月13日，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召集八位元帅传记编写组组长会议，交流贯彻落实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的情况、当前工作进展、存在的问题及1986年工作安排。与会者还就组织落实、查阅档案、搜集资料、经费使用等问题，交流了做法和体会，提出了一些建议。
当时，各编写组工作进展情况及1986年工作安排情况是这样的：
军委办公厅《彭德怀传》编写组，1985年9月初根据有关要求，对编写工作重新作了部署，当时已开始分段编写，计划于1986年上半年写出草稿，下半年统一汇改，力争于1986年底或稍晚一点完成全书初稿。
军事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初稿已于1985年4月由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组织过讨论。编写组认真研究、整理了所有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的准备，并向原已送稿征求意见的军内外领导及熟悉情况的同志，发出180余封催请答复的信。当时已收到40多封复信，准备1986年在新成立的国防大学党委领导下，开始全面修改工作。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加紧了资料搜集和采访工作，一年来搜集文字资料2000多页，历史照片200多张。1986年计划完成《贺龙传》青少年时期到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初期及“文革”时期的部分初稿。解放战争时期及1955年至1965年期间部分，由于资料不足，1986年底前完成有一定困难，力争尽早完成。
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1985年8月以前，主要进行《陈毅文学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已完成六卷。军委办公厅4号文件下达后，推迟了《陈毅文学传记》的写作计划，按照军委要求，把全部力量转到编写“当代中国”丛书《陈毅传》上来。初步修订了大事记，讨论了青少年部分和担任上海市市长部分的草稿，并新搜集到一部分重要史料。1986年的计划是：第一季度，全组同志按分工补充阅档，写定各部分的大事记初稿；第二季度，写定所分工部分初稿的草稿；第三季度，修改草稿，组织专题讨论会，并就陈毅元帅生平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请示军委有关领导；第四季度，11月底以前，按领导指示最后写定初稿并付印。
总政治部《罗荣桓传》编写组，加紧了与档案部门、全军党史征集办、“大百科”军事卷、“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各选题编辑部及各元帅传记编写组的联系，并已开始《罗荣桓传》的编写工作。计划于1986年6月前完成第一稿，6月间邀请熟悉情况的同志集体讨论，然后进行修改，年底前拿出初稿。
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组织落实工作尚未完成，计划在国防大学成立后，立即将编写人员定下来，开始进行编写工作，1986年底完成初稿。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1985年对已写出的20万字的初稿做了核实、充实和修改工作，计划于1986年底完成修改稿。
北京军区《聂荣臻传》编写组，已完成组织落实工作，准备开始搜集资料，拟定了撰写纲目的工作。由于起步较晚，预计于1986年完成初稿有困难。
《聂荣臻传》为什么起步较晚
《聂荣臻传》编写组设在北京军区，和其他元帅传记组一样，成立并不晚。
1980年3月9日，魏巍为“撰写聂荣臻副主席传记一事”请示：“曲（竟济）副政委，（李）怀德、（杨）白冰副主任并转秦（基伟）司令员、袁（升平）政委及军区常委：关于撰写聂总传记一事，日前已由军区常委作出决定，并通知我：由我牵头组成精干的写作班子，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为了把这个重要的任务完成好，经初步筹划，提出如下方案：一、关于写作班子的组成，初步计划，拟先由魏巍、彭正谟、张赞廷、刘绳及聂办的周秘书等五人组成。随后依据工作需要再选调若干人员。彭正谟同志现为军委空军司令部顾问，曾参加华北战史的编写工作，对聂总熟悉，并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张赞廷同志现任天津警备区宣传队教导员，是我区重点业余作者，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刘绳同志现任《战友报》文化编辑，年轻有活力，近年来写作较多；周秘书在聂办工作时间较长，已积累了一些关于聂总的资料，已答应做小组的联络员。二、在传记组正式进入写作之前，大量的工作是访问搜集材料。这一工作是颇为艰巨的。为此需要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除需固定一辆小车外，办公地点拟设在解放饭店（需房四间）为宜，这样可以减少许多往返时间。另需录音机两台，可从文化部解决。资料打印工作由司、政两部打字室分担。有关图书资料实报实销。三、工作计划待写作小组成立后，经过慎重研究后上报。四、这一工作将自始至终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写作小组及时汇报和请示，争取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当否？请批示。魏巍。”
3月15日，袁升平批示：“拟同意所提出的方案。物质保障问题：车辆、住处由管理局安排解决。录音机由政治部解决。资料打印工作，可由司、政两部打字室视情况分担。有关需要的图书资料费，在节约的原则下，实报实销。如何？请秦司令员阅定后提交常委讨论通过。”
3月20日，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传阅后，交有关部门办理。很快，《聂荣臻传》编写组的人员调齐了，魏巍担任组长。
写《聂荣臻传》，必须征得传主聂荣臻的同意。但聂荣臻对写传记有“抵触”情绪，他认为传记是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明确表示不写传记。聂荣臻说：“如果一定要写，那就用回忆录来代替传记吧。”聂荣臻又说：“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系统地想，是不是由你们先提些问题？如果先由我来系统地讲，我也没法讲，我的心脏也受不了。上次林月琴（罗荣桓夫人）同志来谈罗主任的经历，谈了半个小时，我的心脏病就犯了。”
魏巍说：“这个事不急，慢慢地谈，这次谈不完，还可以到北京再谈。现在战史有了，老总的著作、讲话、报告等材料也都有。”
聂荣臻说：“这些可以当资料，是可以参考的。我不想详细谈了，最后我想写一段，总结经验。”“搞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能夸张，这是历史。”
《聂荣臻回忆录》出版
1980年7月28日，聂荣臻在北戴河开始与以魏巍为首的传记组谈话，先后谈了36次。最后一次谈话是1981年5月9日，谈完后传记组请聂荣臻审核大纲。聂荣臻一一仔细看过，认为可以了，传记组在录音记录稿的基础上开始整理。聂荣臻问：“6月、7月是否能搞出来？我看你们分工写，可以快一点。”
1982年4月18日，魏巍向袁升平等请示：“写作组办公地点一直设在解放饭店，共有成员八人，在饭店用房五间，因解放饭店实行企业化，需要缴纳房费，此项开支的承办单位尚未明确，是否可同办公费用一致起来……”就在这次请示中，魏巍汇报了《聂荣臻回忆录》的进度：“为聂荣臻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已形成一个40多万字的初稿，现正在此基础上充实、润色。待聂荣臻同志审定提出修改意见后，再作进一步加工。”
《聂荣臻回忆录》初稿曾一字一句地念给聂荣臻听，念过两遍。聂荣臻提出意见，传记组进一步补充修改。
1983年5月5日，《聂荣臻回忆录》定稿。聂荣臻作序。
1984年10月，《聂荣臻回忆录》出版，在八位元帅传记组中夺得第一名。因为传主不同意写《聂荣臻传》，《聂荣臻传》编写组就解散了。
还是要写《聂荣臻传》
1985年4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委会明确表示《聂荣臻回忆录》不能代替《聂荣臻传》。因为其他元帅都是传记，只有聂帅是一本回忆录，不配套，所以还是要写《聂荣臻传》。
于是，已经解散的《聂荣臻传》编写组重新组建，组长仍是魏巍。9月8日，魏巍就“聂荣臻传记组的调整问题”向秦（基伟）司令员等请示：“‘聂荣臻传记组’成立以来，已完成《聂荣臻回忆录》上、中、下三册。原传记组成员早已先后回原单位工作。今年4月，中宣部召集会议，决定将元帅传记收入‘当代中国’丛书。聂帅本人和组内同志都曾建议将这本回忆录代替传记收入‘当代中国’，但几经请示，负责部门仍确定继续编写《聂荣臻传》。现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和总参有关文件的规定，建议对传记组的工作作如下调整。一、据总参有关文件规定，本传记组编外定编，员额为四人。我们也很赞成人员尽量精干。现经研究，除由我仍任组长外，建议由聂办的周均伦同志（秘书）任副组长；主要执笔者拟请作家×××同志（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担任……根据工作发展情况，人力不够时再行增调。二、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规定，‘编写组所需经费及用房、用车等，仍由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负责保证’。关于这方面，传记组成立时首长们已经有过批示，将仍按照这些批示执行。×××等同志的采访用车和工作用车，是否由政治部汽车队办理。以上建议当否，请批示。”
笔者是1987年7月借调到《聂荣臻传》编写组的。在这前后编写组还借调了福州军区的张凤雏和傅崧山。我们来时《聂荣臻传》还没有开始写。组长魏巍把《聂荣臻传》分为六部分，分配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部分，由张凤雏和傅崧山负责。因为他们是《杨成武回忆录》的执笔者。其中，张凤雏写忆长征、战华北部分，傅崧山写抗日战争部分。所以从聂荣臻出生到长征和解放战争两部分由张凤雏执笔，抗日战争部分归傅崧山。解放后也是三部分，由笔者和魏巍的儿子魏猛负责。魏猛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负责写国防科技部分，笔者负责写新中国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两部分。
聂荣臻仍一如既往，对传记不闻不问。聂帅家我们经常去，只是和周秘书联系，索取资料，问一些问题等。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周秘书安排我们见了聂帅一次。聂帅与我们见面是在客厅，聂帅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张凤雏坐在聂帅旁边，讲他在四川江津聂帅家乡见到的情景。聂帅和我们集体合影后，又轮流和我们每个人合了影。
虽说聂荣臻为写回忆录有了详细的口述回忆，但传记毕竟和回忆录不同，我们当然希望聂帅谈一谈。聂帅不谈，但同意他的夫人张瑞华谈一谈。于是，张瑞华和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那天我们传记组全都在座，周秘书录音，我们都做了笔记。张瑞华和聂帅完全是两个性格的人，她非常健谈，谈了很多生动的事例。聂帅虽不在现场，但他“不满意”了，传过话来：“怎么还没有说完？”于是，张瑞华就草草结束了。
为撰写《聂荣臻传》搜集资料、采访当事人
聂荣臻一生最辉煌的两段，解放前是抗日战争，解放后是“两弹一星”。而笔者所负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是比较难写的，材料和知情者都不多。但笔者还是积极投入前期准备工作，搜集资料，拟订撰写纲目，寻访当事人。
写《聂荣臻传》必须到中央档案馆和军委档案馆查阅资料。去军委档案馆拿着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就可以了，而去中央档案馆需要中央办公厅主任审批。首先由北京军区政治部开出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写明采访理由、目的、采访人身份，寄到中央办公厅审批。笔者记得审批过程是半年左右。
拿到中央办公厅的批件后，笔者到了中央档案馆。那时中央档案馆没有目录，必须由你自己根据介绍信的内容提出要看什么，档案员再给你找，常常是只能找出十分之一。笔者记得看过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档案，还看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讨论的记录稿等。在跑档案馆的同时，笔者还陆续采访了许多老同志。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授衔，《聂荣臻传》编写组被纳入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室，还是编外定编，给了两个授衔名额。经过一番协调，给了张凤雏和笔者，傅崧山的名额则挂在南京军区。
《聂荣臻回忆录》因出版较早，对林彪的评价有历史局限，所以笔者在撰写《聂荣臻传》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林聂不分家”，采访聂荣臻必然听到很多林彪的故事。张凤雏那时毫不避讳地对我说，他要写《林彪传》，现在搜集材料，60岁以后坐下来写。张凤雏是唯一采访过林彪生活秘书王本的人，可惜1996年他60岁时辞世了，25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知去向。而他的《林彪传》一字未写。笔者后来写林彪，与这段《聂荣臻传》编写组的生活不无关系。
1989年秋，笔者完成聂荣臻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两段初稿后离开《聂荣臻传》编写组。
八位元帅的传记陆续出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毅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徐向前传》编写组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罗荣桓传》编写组著；《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伯承传》编写组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彭德怀传》编写组著；《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贺龙传》编写组著；《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聂荣臻传》编写组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叶剑英传》编写组著。1993年，《朱德传》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金冲及主编。十大元帅的传记只有《林彪传》空缺。
军队承担八位元帅的传记编写工作
1955年9月27日，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元帅军衔，此后，十大元帅成为专有名词。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党史的搜集、编写进入高潮。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为落实这一重要倡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调动各方面力量编写一套100卷本的大型丛书，定名“当代中国”。
在此之前，军队已经组织力量开始编写除朱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林彪外的八位元帅的传记。中央军委办公厅1980年18号文件明确规定：元帅传记由战史编审委员会抓总，军队有关各大单位党委负责组织编写工作，由分管元帅传记的各大单位党委审稿后报请战史委员会定稿，并指定承担元帅传记编写的单位。
八位元帅传记的分工原则是由元帅主要工作过的大单位组建传记组。彭德怀传记组在军委办公厅，刘伯承传记组在军事学院，贺龙传记组在总参谋部，陈毅传记组在南京军区，罗荣桓传记组在总政治部，徐向前传记组在政治学院，聂荣臻传记组在北京军区，叶剑英传记组在军事科学院。
中央军委召开了八位元帅传记组座谈会，会后批准了军委办公厅关于八位元帅传记编写工作的报告，由此正式立项。
八位元帅传记列入“当代中国”丛书
198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通知下发。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批示，要求军队确定选题，由总政召集总参、总后和三大学院（军事、政治、后勤学院）的有关人员研究后，订出方案。
1983年5月，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的报告，决定在总政治部成立“当代中国”大型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同时规定了任务、编制等。
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编写出版老一辈革命家传记问题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指出：“编辑出版党史、军史和革命回忆录，特别是编辑出版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和文集，是一件极其严肃的政治工作，必须慎重对待。中央1980年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发［1980］59号）以后，我部与有关部门多次进行研究，先后发出了几个文件，对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一些具体规定。1982年我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毛、周、刘、朱和现任中央常委著作的出版、发表及审核办法的请示报告》。同年7月5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即中发［1982］33号文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精神，编写出版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传记，应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并由中央或省一级正式出版单位出版。其中有全国影响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报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核，属于军事方面的，应报送总政治部审核。”
1984年7月9日，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谈到元帅传记的写作问题时说：“至于给党的领导人立传，这个问题就更严肃了。中央规定，在军队中只有几位老帅可以立传。……给领导人写传的问题很复杂，不要看得简单。这里必定牵连到很多带全局性的问题……出版回忆录要慎重，出版传记更要慎重。中央决定的几位老帅的传记一个都还没有出，这两年内也出不了。写传记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写得很好，各方面都满意，还有中央的一关呢。几个老帅的传，将来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同志们从事的这项工作很重要。第一，任务很重；第二，政治责任很强。所以一定要严肃对待。不要轻信某一种材料，要广泛搜集，认真核实，全面研究。现在主要是处于征集材料的阶段，不是写史和出版阶段。一些大的原则问题，要由中央来决定。”
《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刊登了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的传略。这七篇元帅传略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织撰写的。
198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当代中国”丛书主编邓力群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编写工作会议上宣布，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九位元帅的传记列入中央书记处决定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出版计划。1月23日，邓力群在讲话中说：“今天研究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人物传记的问题。这项工作，军队进行很长时间了，比其他方面快了好几步。……军队各位元帅的传记已经有了基础，希望各写作组继续努力。……军队几大元帅的传记组，能不能有个地方统一起来。这里向（杨）尚昆同志、（余）秋里同志请示一下，能不能放在一起，放在哪里合适，请他们决定。军队的传记组有个经费问题、人员编制问题。大致上需要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搞个简单的材料……如果不及早把书写出来，过十年八年以后，想写也写不出来。在这方面花点人力，花点钱，是应该的。今年（杨）尚昆同志还跟我说过这事，叫我召开个会。我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个时间问题，拖得太长不好。原计划‘当代中国’丛书1989年基本出齐。还有四年，九大元帅的传记有希望。”
各元帅传记编写组实行编外定编
1985年4月22日至27日，总政治部“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在军事学院召开《刘伯承传》送审稿讨论会。《彭德怀传》等各元帅传记编写组的13人应邀出席。《刘伯承传》编写组主持人、军事学院副政委李曼村讲话时，欢迎到会同志在讨论中对书稿进行批评。《刘伯承传》编写组成员介绍了《刘伯承传》编写概况和书稿中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及如何处理的原则意见。与会者对书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对传记的编写指导思想、写法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与会者认为：元帅传记已经列入“当代中国”丛书出版并将在国内外发行，就必须按照丛书编辑部的统一要求来写，努力做到“有丰富的经过核对的史实与资料”，“力求内容翔实，观点正确，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虚美，不掩过”，把元帅传记写成一部“科学的信史”。与会者还对如何做到真实性与生动性的统一，如何安排好历史背景叙述与人物活动描写，如何处理好引文与转述、史与论、详与略，怎样写人物的功与过，成绩与错误等问题，结合各自的体会，交换了意见。
随后，总政治部“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根据总政办公会议的精神，对各元帅传记的编写情况、人员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向领导反映了意见。
7月6日，杨尚昆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等人的汇报后，作出重要指示：八位元帅传记编写组列入临时编制，实行编外定编，并要求各编写组集中力量，1986年底完成初稿。
8月12日，总政治部就“关于元帅传记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向中央军委请示：“四年来，（元帅传）各编写组在各单位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努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考虑到元帅传的编写中遇到了若干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建议：一、各承担编写任务单位的党委应当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指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切实抓紧抓好。二、元帅传记组同丛书的军事国防卷各选题编辑都一样，列为临时编制，编外定编，共编40人，组成各元帅传编写组，设组长、编辑。编写组不定编制等级，参加编写工作的同志，原职务等级待遇不变，其中在职干部职务、级别的调整及政治、生活待遇，与在编干部相同。编写组人员亦可由正式编制的现职干部兼任，并尽量吸收退居第二线和离退休干部参加。任务完成后，编写组即行撤销，完成一个撤销一个。这项组织落实工作，由各单位负责在近期内完成。各编写组要集中力量，于明年年底前完成初稿。未经批准不准以传记组、个人或其他名义发表传记材料。‘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国防卷编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书稿的讨论等编辑业务指导工作。三、关于各元帅传书稿的审查、定稿及送审程序：1.每本书的送审稿都要组织几次讨论。2.送审稿改定后，由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党委决定直接报送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写委员会审定。上报时，对某些难点要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并说明倾向性意见。3.定稿后，按照丛书编辑部的要求，由各单位推荐两名业务较熟练的特约责任编辑，协助丛书编辑部负责具体编辑、出版工作。四、编写组所需经费及用房、用车等，仍由各承担编写任务单位负责保证。考虑到编写工作某些必要的特别开支（如资料及书稿的印刷费、资料稿酬、聘请专家审稿的报酬等），建议批准由总后勤部拨给一笔补助费，每个编写组每年15000元，由各编写组掌握使用。以上请示，如无不当，请军委批转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及有关部门执行。”
军委办公厅转发了总政治部的这个文件，规定了元帅传记组的编制、经费、审稿程序等问题。1985年，全军实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人员变动大。8月20日，总参谋部发出[1985]参务字第98号文件，规定国防军事卷各编辑部和元帅传编写组列为编外定编的机构。各单位已临时抽调的专职人员暂予保留，他们的政治待遇及调职、定级，与在编人员同等对待。
各元帅传记组编写工作进度不一
1985年12月13日，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召集八位元帅传记编写组组长会议，交流贯彻落实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的情况、当前工作进展、存在的问题及1986年工作安排。与会者还就组织落实、查阅档案、搜集资料、经费使用等问题，交流了做法和体会，提出了一些建议。
当时，各编写组工作进展情况及1986年工作安排情况是这样的：
军委办公厅《彭德怀传》编写组，1985年9月初根据有关要求，对编写工作重新作了部署，当时已开始分段编写，计划于1986年上半年写出草稿，下半年统一汇改，力争于1986年底或稍晚一点完成全书初稿。
军事学院《刘伯承传》编写组，初稿已于1985年4月由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组织过讨论。编写组认真研究、整理了所有意见，做了进一步修改的准备，并向原已送稿征求意见的军内外领导及熟悉情况的同志，发出180余封催请答复的信。当时已收到40多封复信，准备1986年在新成立的国防大学党委领导下，开始全面修改工作。
总参谋部《贺龙传》编写组，加紧了资料搜集和采访工作，一年来搜集文字资料2000多页，历史照片200多张。1986年计划完成《贺龙传》青少年时期到抗日战争胜利、全国解放初期及“文革”时期的部分初稿。解放战争时期及1955年至1965年期间部分，由于资料不足，1986年底前完成有一定困难，力争尽早完成。
南京军区《陈毅传》编写组，1985年8月以前，主要进行《陈毅文学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已完成六卷。军委办公厅4号文件下达后，推迟了《陈毅文学传记》的写作计划，按照军委要求，把全部力量转到编写“当代中国”丛书《陈毅传》上来。初步修订了大事记，讨论了青少年部分和担任上海市市长部分的草稿，并新搜集到一部分重要史料。1986年的计划是：第一季度，全组同志按分工补充阅档，写定各部分的大事记初稿；第二季度，写定所分工部分初稿的草稿；第三季度，修改草稿，组织专题讨论会，并就陈毅元帅生平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请示军委有关领导；第四季度，11月底以前，按领导指示最后写定初稿并付印。
总政治部《罗荣桓传》编写组，加紧了与档案部门、全军党史征集办、“大百科”军事卷、“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各选题编辑部及各元帅传记编写组的联系，并已开始《罗荣桓传》的编写工作。计划于1986年6月前完成第一稿，6月间邀请熟悉情况的同志集体讨论，然后进行修改，年底前拿出初稿。
政治学院《徐向前传》编写组，组织落实工作尚未完成，计划在国防大学成立后，立即将编写人员定下来，开始进行编写工作，1986年底完成初稿。
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1985年对已写出的20万字的初稿做了核实、充实和修改工作，计划于1986年底完成修改稿。
北京军区《聂荣臻传》编写组，已完成组织落实工作，准备开始搜集资料，拟定了撰写纲目的工作。由于起步较晚，预计于1986年完成初稿有困难。
《聂荣臻传》为什么起步较晚
《聂荣臻传》编写组设在北京军区，和其他元帅传记组一样，成立并不晚。
1980年3月9日，魏巍为“撰写聂荣臻副主席传记一事”请示：“曲（竟济）副政委，（李）怀德、（杨）白冰副主任并转秦（基伟）司令员、袁（升平）政委及军区常委：关于撰写聂总传记一事，日前已由军区常委作出决定，并通知我：由我牵头组成精干的写作班子，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为了把这个重要的任务完成好，经初步筹划，提出如下方案：一、关于写作班子的组成，初步计划，拟先由魏巍、彭正谟、张赞廷、刘绳及聂办的周秘书等五人组成。随后依据工作需要再选调若干人员。彭正谟同志现为军委空军司令部顾问，曾参加华北战史的编写工作，对聂总熟悉，并有较好的写作能力；张赞廷同志现任天津警备区宣传队教导员，是我区重点业余作者，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刘绳同志现任《战友报》文化编辑，年轻有活力，近年来写作较多；周秘书在聂办工作时间较长，已积累了一些关于聂总的资料，已答应做小组的联络员。二、在传记组正式进入写作之前，大量的工作是访问搜集材料。这一工作是颇为艰巨的。为此需要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除需固定一辆小车外，办公地点拟设在解放饭店（需房四间）为宜，这样可以减少许多往返时间。另需录音机两台，可从文化部解决。资料打印工作由司、政两部打字室分担。有关图书资料实报实销。三、工作计划待写作小组成立后，经过慎重研究后上报。四、这一工作将自始至终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写作小组及时汇报和请示，争取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当否？请批示。魏巍。”
3月15日，袁升平批示：“拟同意所提出的方案。物质保障问题：车辆、住处由管理局安排解决。录音机由政治部解决。资料打印工作，可由司、政两部打字室视情况分担。有关需要的图书资料费，在节约的原则下，实报实销。如何？请秦司令员阅定后提交常委讨论通过。”
3月20日，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传阅后，交有关部门办理。很快，《聂荣臻传》编写组的人员调齐了，魏巍担任组长。
写《聂荣臻传》，必须征得传主聂荣臻的同意。但聂荣臻对写传记有“抵触”情绪，他认为传记是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明确表示不写传记。聂荣臻说：“如果一定要写，那就用回忆录来代替传记吧。”聂荣臻又说：“我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系统地想，是不是由你们先提些问题？如果先由我来系统地讲，我也没法讲，我的心脏也受不了。上次林月琴（罗荣桓夫人）同志来谈罗主任的经历，谈了半个小时，我的心脏病就犯了。”
魏巍说：“这个事不急，慢慢地谈，这次谈不完，还可以到北京再谈。现在战史有了，老总的著作、讲话、报告等材料也都有。”
聂荣臻说：“这些可以当资料，是可以参考的。我不想详细谈了，最后我想写一段，总结经验。”“搞这个东西，一点也不能夸张，这是历史。”
《聂荣臻回忆录》出版
1980年7月28日，聂荣臻在北戴河开始与以魏巍为首的传记组谈话，先后谈了36次。最后一次谈话是1981年5月9日，谈完后传记组请聂荣臻审核大纲。聂荣臻一一仔细看过，认为可以了，传记组在录音记录稿的基础上开始整理。聂荣臻问：“6月、7月是否能搞出来？我看你们分工写，可以快一点。”
1982年4月18日，魏巍向袁升平等请示：“写作组办公地点一直设在解放饭店，共有成员八人，在饭店用房五间，因解放饭店实行企业化，需要缴纳房费，此项开支的承办单位尚未明确，是否可同办公费用一致起来……”就在这次请示中，魏巍汇报了《聂荣臻回忆录》的进度：“为聂荣臻同志撰写回忆录的工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已形成一个40多万字的初稿，现正在此基础上充实、润色。待聂荣臻同志审定提出修改意见后，再作进一步加工。”
《聂荣臻回忆录》初稿曾一字一句地念给聂荣臻听，念过两遍。聂荣臻提出意见，传记组进一步补充修改。
1983年5月5日，《聂荣臻回忆录》定稿。聂荣臻作序。
1984年10月，《聂荣臻回忆录》出版，在八位元帅传记组中夺得第一名。因为传主不同意写《聂荣臻传》，《聂荣臻传》编写组就解散了。
还是要写《聂荣臻传》
1985年4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编委会明确表示《聂荣臻回忆录》不能代替《聂荣臻传》。因为其他元帅都是传记，只有聂帅是一本回忆录，不配套，所以还是要写《聂荣臻传》。
于是，已经解散的《聂荣臻传》编写组重新组建，组长仍是魏巍。9月8日，魏巍就“聂荣臻传记组的调整问题”向秦（基伟）司令员等请示：“‘聂荣臻传记组’成立以来，已完成《聂荣臻回忆录》上、中、下三册。原传记组成员早已先后回原单位工作。今年4月，中宣部召集会议，决定将元帅传记收入‘当代中国’丛书。聂帅本人和组内同志都曾建议将这本回忆录代替传记收入‘当代中国’，但几经请示，负责部门仍确定继续编写《聂荣臻传》。现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和总参有关文件的规定，建议对传记组的工作作如下调整。一、据总参有关文件规定，本传记组编外定编，员额为四人。我们也很赞成人员尽量精干。现经研究，除由我仍任组长外，建议由聂办的周均伦同志（秘书）任副组长；主要执笔者拟请作家×××同志（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担任……根据工作发展情况，人力不够时再行增调。二、军委办公厅［1985］4号文件规定，‘编写组所需经费及用房、用车等，仍由各承担编写任务的单位负责保证’。关于这方面，传记组成立时首长们已经有过批示，将仍按照这些批示执行。×××等同志的采访用车和工作用车，是否由政治部汽车队办理。以上建议当否，请批示。”
笔者是1987年7月借调到《聂荣臻传》编写组的。在这前后编写组还借调了福州军区的张凤雏和傅崧山。我们来时《聂荣臻传》还没有开始写。组长魏巍把《聂荣臻传》分为六部分，分配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部分，由张凤雏和傅崧山负责。因为他们是《杨成武回忆录》的执笔者。其中，张凤雏写忆长征、战华北部分，傅崧山写抗日战争部分。所以从聂荣臻出生到长征和解放战争两部分由张凤雏执笔，抗日战争部分归傅崧山。解放后也是三部分，由笔者和魏巍的儿子魏猛负责。魏猛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他负责写国防科技部分，笔者负责写新中国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两部分。
聂荣臻仍一如既往，对传记不闻不问。聂帅家我们经常去，只是和周秘书联系，索取资料，问一些问题等。在我们强烈要求下，周秘书安排我们见了聂帅一次。聂帅与我们见面是在客厅，聂帅端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张凤雏坐在聂帅旁边，讲他在四川江津聂帅家乡见到的情景。聂帅和我们集体合影后，又轮流和我们每个人合了影。
虽说聂荣臻为写回忆录有了详细的口述回忆，但传记毕竟和回忆录不同，我们当然希望聂帅谈一谈。聂帅不谈，但同意他的夫人张瑞华谈一谈。于是，张瑞华和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那天我们传记组全都在座，周秘书录音，我们都做了笔记。张瑞华和聂帅完全是两个性格的人，她非常健谈，谈了很多生动的事例。聂帅虽不在现场，但他“不满意”了，传过话来：“怎么还没有说完？”于是，张瑞华就草草结束了。
为撰写《聂荣臻传》搜集资料、采访当事人
聂荣臻一生最辉煌的两段，解放前是抗日战争，解放后是“两弹一星”。而笔者所负责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是比较难写的，材料和知情者都不多。但笔者还是积极投入前期准备工作，搜集资料，拟订撰写纲目，寻访当事人。
写《聂荣臻传》必须到中央档案馆和军委档案馆查阅资料。去军委档案馆拿着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介绍信就可以了，而去中央档案馆需要中央办公厅主任审批。首先由北京军区政治部开出盖有公章的介绍信，写明采访理由、目的、采访人身份，寄到中央办公厅审批。笔者记得审批过程是半年左右。
拿到中央办公厅的批件后，笔者到了中央档案馆。那时中央档案馆没有目录，必须由你自己根据介绍信的内容提出要看什么，档案员再给你找，常常是只能找出十分之一。笔者记得看过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档案，还看过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分组讨论的记录稿等。在跑档案馆的同时，笔者还陆续采访了许多老同志。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授衔，《聂荣臻传》编写组被纳入北京军区政治部编辑室，还是编外定编，给了两个授衔名额。经过一番协调，给了张凤雏和笔者，傅崧山的名额则挂在南京军区。
《聂荣臻回忆录》因出版较早，对林彪的评价有历史局限，所以笔者在撰写《聂荣臻传》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林聂不分家”，采访聂荣臻必然听到很多林彪的故事。张凤雏那时毫不避讳地对我说，他要写《林彪传》，现在搜集材料，60岁以后坐下来写。张凤雏是唯一采访过林彪生活秘书王本的人，可惜1996年他60岁时辞世了，25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不知去向。而他的《林彪传》一字未写。笔者后来写林彪，与这段《聂荣臻传》编写组的生活不无关系。
1989年秋，笔者完成聂荣臻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两段初稿后离开《聂荣臻传》编写组。
八位元帅的传记陆续出版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毅传》编写组著；《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徐向前传》编写组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出版，《罗荣桓传》编写组著；《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出版，《刘伯承传》编写组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彭德怀传》编写组著；《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贺龙传》编写组著；《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出版，《聂荣臻传》编写组著；《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出版，《叶剑英传》编写组著。1993年，《朱德传》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金冲及主编。十大元帅的传记只有《林彪传》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