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党内诗人的“诗词热”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5期 作者：散 木 点击次数：
1971年9月13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曾被称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身亡。
“九一三”事件的突发以及事件的复杂和诡谲，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很多人在震惊之余，因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便通过吟诵旧体诗词的方式，将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旧体诗词因其文字的最大包蕴性、概括性，以及文辞的典雅和张力，是当时最适宜传达人们复杂心情的艺术形式。
叶剑英写下了《斥林彪》
“九一三”事件之后，最早以诗词的方式来表达兴奋心情的，是几位擅长写旧体诗词的老革命家。
叶剑英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即写下了《斥林彪》一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传》记载：“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很快向叶剑英作了通报，并让他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身亡。叶剑英愤然提笔，写下一首《斥林彪》诗。”（据《叶剑英年谱》，此诗是同年9月26日所作）此外，这年10月4日，叶还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委直属单位、军兵种和院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工作的一些设想，信中说：“林彪及其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勾结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促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这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军队各大单位在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谋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彪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代材料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身上出现的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
信中的这些文字，可以作为《斥林彪》一诗的背景来看。这首诗，有人认为是董必武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九一三”事件时所写，后由熊向晖在听叶剑英转述时笔录下来，并注：“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不见于后来出版的《董必武诗选》，却刊载于叶剑英的诗集《远望集》，后又收入《叶剑英诗词集》。关于这首诗，袁小伦在《摸史集》一书中说：“到底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是叶剑英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叶剑英著《远望集》第63页载有此诗，题目叫《斥林彪》。此书为叶剑英亲自审定。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叶剑英研究权威专家范硕先生所著《叶剑英诗词探胜》第417页写道：《斥林彪》‘作于1971年9月。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读给董必武同志听’。这是一句颇为费解的话，范硕为什么特意点出叶剑英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将《斥林彪》读给董必武听？范先生这个解释的根据是什么？是董必武吗？请看熊向晖的回忆……”
熊向晖的回忆，见诸《新观察》1986年第18期他的文章，以及其所著《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事实上，熊向晖的回忆未必准确。当时叶、董都有诗作，很可能是熊向晖后来在回忆时搞混了。袁小伦在书中自述相信《斥林彪》为叶所作，而却未见“有力的证据”。换言之，如何来判断熊向晖回忆的失实呢？其实非常简单，叶、董两人皆有诗集，既然《斥林彪》不见于《董必武诗选》，以及《董必武诗稿》《董必武诗稿手迹选》，却见于《叶剑英诗词集》，以及《叶剑英年谱》，这难道不是一个证据吗？
董必武是以“林彪事件”为题材创作诗词最多的党内诗人
董必武虽然不是《斥林彪》一诗的作者，但是在当时以“林彪事件”为题材创作诗词的老革命家中，他是最多的一位。也许被熊向晖所混记的董诗是一首以《偶成》为题的诗：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充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此后，董必武又写了《观坠机中尸影》五首。
其一：“乌江戈壁两相望，竟演虞姬殉霸王。自绝于民孽难逭，万年遗臭叛逃亡。”
其二：“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
其三：“好话说尽如新莽，坏事做绝似法西。瞒人耳目暂时得，蒙马虎皮露马蹄。”
其四：“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刘。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
其五：“项王死有英雄气，秃贼生怀叛逆心。拟不於伦嫌浅率，论须求允费沉吟。”
以上五首诗，是董必武看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送来的温都尔汗飞机与人的残骸照片后而写的，词意浅显易知。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谓“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刘”，是说林彪生前曾攻讦彭德怀、刘少奇，而“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也就是当时标榜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成果了。
1971年11月1日，董必武乘车离京到南方休养，夜作《北京车站别儿女》五首，其中也有以“林彪事件”为内容的诗句：
“路线分明正反争，三原则与两方针。亦知挽救难生效，不惜长言见苦心。”
“世间既有伪君子，掩形只暂莫藏真。叛逃出境虽侥幸，天网终难宥恶人。”
这里的所谓“三原则与两方针”，即指当时传达的所谓“三要三不要”，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中共组织方针。
毛泽东对党内诗人，一向看重董必武。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毛泽东黯然神伤，他整日都在听一首古词的灌注唱片，是为南宋张元幹所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曰：“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最后，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过于伤感了，他让演唱人员重新加以录制，并将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党内诗人陈毅，当时病情已严重。是年9月28日，张茜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即要求将9月18日通知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后，当即告知了陈毅。陈毅随即翻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并抄示给子女。陈毅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九一三”事件的心情的。
国内得知林彪坠机的消息是在9月14日下午。当时，周恩来紧急指示开会研究应对方案，外交部的高层领导也被通知到会。当外交部长姬鹏飞看到秘书送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手抄特急电报时，他用异常的语调出口成诗：“机毁人亡，绝妙下场。”是日夜晚，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得讯后相与庆贺。席间，符浩猛地想起唐朝诗人卢纶的《塞下曲》，随即脱口而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即说道：“述旧不如编新，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如何？”于是他念道：“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此后这首诗竟不胫而走，郭沫若听后也赞不绝口，他还欣然命笔，将之挥毫写成条幅，馈赠众多好友，并极称“乔老爷”改得好，所谓巧合无间，妙不可言，于是“记之以示奇文共赏，好事相与祝也”。
“九一三”事件的突发以及事件的复杂和诡谲，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很多人在震惊之余，因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便通过吟诵旧体诗词的方式，将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旧体诗词因其文字的最大包蕴性、概括性，以及文辞的典雅和张力，是当时最适宜传达人们复杂心情的艺术形式。
叶剑英写下了《斥林彪》
“九一三”事件之后，最早以诗词的方式来表达兴奋心情的，是几位擅长写旧体诗词的老革命家。
叶剑英在“九一三”事件后不久，即写下了《斥林彪》一诗：
“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古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传》记载：“1971年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很快向叶剑英作了通报，并让他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机毁身亡。叶剑英愤然提笔，写下一首《斥林彪》诗。”（据《叶剑英年谱》，此诗是同年9月26日所作）此外，这年10月4日，叶还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委直属单位、军兵种和院校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工作的一些设想，信中说：“林彪及其妻、子叛变，黄、吴、李、邱附逆，以为勾结几个死党，掌握几架飞机，散布几句谣言，制造几桩借口，就可以施展阴谋，篡党篡国，结果作恶自毙，余孽落网，从反面促使全党提高觉悟，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增强战斗力，这证明坏事做到头可以变成好事。……军队各大单位在常委会上传达时，讲到林彪谋叛三阶段（谋害主席、广东割据、北窜投敌），同志们初听惊奇，再听愤怒，最后听到林彪机毁人亡，一种沉重心情又爽然消失，转为快慰，发人深省。……在军委直属各兵种首长会议上，曾把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照片）给大家传视一遍，又选了三篇交代材料给大家念了一遍，这种铁证如山，完全粉碎了可能在少数人身上出现的半信半疑的精神状态，收到全功。”
信中的这些文字，可以作为《斥林彪》一诗的背景来看。这首诗，有人认为是董必武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九一三”事件时所写，后由熊向晖在听叶剑英转述时笔录下来，并注：“董必武同志作于1971年9月16日晨3时（在政治局讨论林彪叛逃时）。叶帅转告。”但此诗不见于后来出版的《董必武诗选》，却刊载于叶剑英的诗集《远望集》，后又收入《叶剑英诗词集》。关于这首诗，袁小伦在《摸史集》一书中说：“到底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是叶剑英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叶剑英著《远望集》第63页载有此诗，题目叫《斥林彪》。此书为叶剑英亲自审定。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组组长、叶剑英研究权威专家范硕先生所著《叶剑英诗词探胜》第417页写道：《斥林彪》‘作于1971年9月。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读给董必武同志听’。这是一句颇为费解的话，范硕为什么特意点出叶剑英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将《斥林彪》读给董必武听？范先生这个解释的根据是什么？是董必武吗？请看熊向晖的回忆……”
熊向晖的回忆，见诸《新观察》1986年第18期他的文章，以及其所著《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事实上，熊向晖的回忆未必准确。当时叶、董都有诗作，很可能是熊向晖后来在回忆时搞混了。袁小伦在书中自述相信《斥林彪》为叶所作，而却未见“有力的证据”。换言之，如何来判断熊向晖回忆的失实呢？其实非常简单，叶、董两人皆有诗集，既然《斥林彪》不见于《董必武诗选》，以及《董必武诗稿》《董必武诗稿手迹选》，却见于《叶剑英诗词集》，以及《叶剑英年谱》，这难道不是一个证据吗？
董必武是以“林彪事件”为题材创作诗词最多的党内诗人
董必武虽然不是《斥林彪》一诗的作者，但是在当时以“林彪事件”为题材创作诗词的老革命家中，他是最多的一位。也许被熊向晖所混记的董诗是一首以《偶成》为题的诗：
“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充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此后，董必武又写了《观坠机中尸影》五首。
其一：“乌江戈壁两相望，竟演虞姬殉霸王。自绝于民孽难逭，万年遗臭叛逃亡。”
其二：“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
其三：“好话说尽如新莽，坏事做绝似法西。瞒人耳目暂时得，蒙马虎皮露马蹄。”
其四：“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刘。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
其五：“项王死有英雄气，秃贼生怀叛逆心。拟不於伦嫌浅率，论须求允费沉吟。”
以上五首诗，是董必武看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送来的温都尔汗飞机与人的残骸照片后而写的，词意浅显易知。当然，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所谓“大拥大反逞阴谋，喜讥昏聩是彭刘”，是说林彪生前曾攻讦彭德怀、刘少奇，而“无情历史车轮转，轧出冥顽貉一丘”，也就是当时标榜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成果了。
1971年11月1日，董必武乘车离京到南方休养，夜作《北京车站别儿女》五首，其中也有以“林彪事件”为内容的诗句：
“路线分明正反争，三原则与两方针。亦知挽救难生效，不惜长言见苦心。”
“世间既有伪君子，掩形只暂莫藏真。叛逃出境虽侥幸，天网终难宥恶人。”
这里的所谓“三原则与两方针”，即指当时传达的所谓“三要三不要”，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中共组织方针。
毛泽东对党内诗人，一向看重董必武。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毛泽东黯然神伤，他整日都在听一首古词的灌注唱片，是为南宋张元幹所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其曰：“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最后，毛泽东自己也觉得过于伤感了，他让演唱人员重新加以录制，并将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乔冠华妙改唐朝诗人卢纶的《塞下曲》
“九一三”事件后，有几句古诗经常被人们反复吟咏：“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因为这一事件实在是过于诡谲了，以及人们喟叹历史的无常竟如此惊心动魄。这几句诗，毛泽东吟诵过，陈毅也吟诵过。党内诗人陈毅，当时病情已严重。是年9月28日，张茜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即要求将9月18日通知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后，当即告知了陈毅。陈毅随即翻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并抄示给子女。陈毅是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九一三”事件的心情的。
国内得知林彪坠机的消息是在9月14日下午。当时，周恩来紧急指示开会研究应对方案，外交部的高层领导也被通知到会。当外交部长姬鹏飞看到秘书送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手抄特急电报时，他用异常的语调出口成诗：“机毁人亡，绝妙下场。”是日夜晚，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得讯后相与庆贺。席间，符浩猛地想起唐朝诗人卢纶的《塞下曲》，随即脱口而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即说道：“述旧不如编新，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且看如何？”于是他念道：“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此后这首诗竟不胫而走，郭沫若听后也赞不绝口，他还欣然命笔，将之挥毫写成条幅，馈赠众多好友，并极称“乔老爷”改得好，所谓巧合无间，妙不可言，于是“记之以示奇文共赏，好事相与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