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三次广东之行记述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8期 作者：沈传亮 点击次数：
1977年7月复出后，邓小平曾先后三次赴广东考察工作，时间分别在1977年11月、1984年1月、1992年1月。每次考察，他都提出了一些立足广东、放眼全国的大问题、大政策，不仅推动了广东的改革开放，而且推动了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重温邓小平三次广东行期间发表的重要谈话，有助于我们从大局看问题，从政策高度分析问题，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一次广东之行（1977年11月8日至20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7月21日，他在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段话表明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邓小平的担当精神。具有丰富治国理政智慧的邓小平非常清楚政策的重要性。只要政策对头，很多工作就能顺利开展。复出后，他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就是从教育科技工作政策入手抓起。
1977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广东之行，就重点讲了政策问题，比较突出地提及了农村政策问题。11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着重谈了农业政策的问题。他说：“现在肥料贵，农机贵，农民买不起，增产不增收，有时还要减收。用什么手段使生产成本降低？农业靠工业，工业要降低成本。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邓小平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谈了工业政策和制度的问题。他指出：“工厂没有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岗位责任制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了。这些制度是必须有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合格，检验员要签字。有的事是总工程师签字，有的事是总会计师签字，签了字就要负责任。开滦煤矿一直搞得很好，为什么？中央了解了一下，原来就是按劳分配制度一直没有变，奖励制度一直没有废除。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都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这些想法，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次广东之行期间，邓小平还谈到供应港澳问题、外汇问题、口岸工作问题、旅游问题、逃港问题等多个问题。
关于供应港澳问题，邓小平指出：“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把情况做个分析，如实反映情况，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问题。他还说：“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三千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
邓小平还认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这实际上说明我们的发展政策存在问题。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这一下子点到了制约广东发展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离开广东后，广东省委领导就积极向中央建言给广东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以充分利用广东的区位优势、人缘优势，尽快发展起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积极支持，这才有了经济特区的设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实施。
可以说，第一次广东之行，邓小平看到了制约广东发展的因素，提出要从政策上解决问题，为后面中央决定在广东实施特殊政策提供了调研基础。
■第二次广东之行（1984年1月22日至2月5日）:“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在广东、福建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后，这两个地方做了大量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特区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走私贩私现象比较突出。同时，国内对举办经济特区的政策也有不少非议，甚至将其比喻为旧上海的“租界”。这些议论给地方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如何继续前行面临不少潜在阻力。主管相关事务的谷牧说，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邓小平对此并没有急于发表意见。1984年早春，他第二次来到广东。1月24日，在同广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他提到了这次来广东的理由：“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这次来，他专门到深圳、珠海等地做了考察。
在深圳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深圳市容、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渔民村、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明华轮游乐中心，视察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登上了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参观视察期间，邓小平针对深圳缺乏人才提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针对市内山头光秃秃的现象提出“荒山、水域，这些都是潜力很大的发展生产的广阔天地”。他还提出“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他参观渔民村时，到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家了解情况。在看到这个村先富起来的情况后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2月1日，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中山县的温泉宾馆购物中心，登上了罗三妹山，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参观了兴建中的九洲港、直升机机场、石景山旅游中心、拱北海关和香洲毛纺织厂、狮山电子厂以及珠海市市容。他提到“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我从来不走回头路”；珠海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1月29日，他还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途中，邓小平还到了顺德参观。
第二次广东早春行，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1984年2月14日，他在上海谈话时提出：我这次看了几个经济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2月24日，在同胡耀邦等谈话时又提出：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这次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工作进入快车道。1984年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派人到福建厦门传达邓小平以上谈话的内容。3月18日，胡耀邦会见外宾时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由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131平方公里。3月26日至4月6日，为贯彻落实邓小平2月24日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讨论了进一步搞好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设立海南岛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大步的重要标志，也是邓小平第二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成果。面对经济特区有不同看法的压力，邓小平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并且要继续扩大范围，从而较大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
■第三次广东之行（1992年1月19日至1月29日）：“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1992年早春，邓小平第三次来到广东后发表的南方谈话已广为人知。南方谈话被视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了。他之所以不辞辛苦，一路走一路讲，鼓励大家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主要是和当时国内外的大局势有关。仅就国内而言，政治风波发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有人提出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对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屡屡发难。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压力，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滑。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指出真正让我们共产党人睡不着觉的问题就是经济速度下滑，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策。1989年5月下旬以后，他连续讲话稳定人心，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之所以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邓小平认为，“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如同8年前一样，这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是要通过实地考察，发表谈话，让人们坚定改革开放。考察期间邓小平提出了很多重大观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尊重人才、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丰富和发展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今日重温这些经典谈话，我们会发现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他还强调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199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里还讲到邓小平提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值得仔细揣摩和回味。
在广东考察期间，邓小平还尖锐批评了那些拿着“大帽子”的“左”派，说那些人“尽讲屁话”，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些话，至今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大价值。我们必须强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正确的改革发展方向。
邓小平第三次考察广东期间的谈话，是南方谈话的主体内容，也是在离休之后系列谈话中的最重要的一次谈话。离休后系列谈话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动摇。1993年9月27日，邓小平还同有关负责人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自然也包括他在南方谈话里强调的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的三次广东之行，每次都能产生巨大影响并给广东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就是因为他善于从大局看问题、分析问题，就是因为他敢于提出大政策并善于坚持大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并坚定不移地加以实施，正是我们中国能够一路前行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重温邓小平三次广东行期间发表的重要谈话，有助于我们从大局看问题，从政策高度分析问题，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第一次广东之行（1977年11月8日至20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复出。7月21日，他在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段话表明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邓小平的担当精神。具有丰富治国理政智慧的邓小平非常清楚政策的重要性。只要政策对头，很多工作就能顺利开展。复出后，他自告奋勇抓教育科技，就是从教育科技工作政策入手抓起。
1977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广东之行，就重点讲了政策问题，比较突出地提及了农村政策问题。11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广州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着重谈了农业政策的问题。他说：“现在肥料贵，农机贵，农民买不起，增产不增收，有时还要减收。用什么手段使生产成本降低？农业靠工业，工业要降低成本。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邓小平还指出：“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谈了工业政策和制度的问题。他指出：“工厂没有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岗位责任制这样的制度也没有了。这些制度是必须有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合格，检验员要签字。有的事是总工程师签字，有的事是总会计师签字，签了字就要负责任。开滦煤矿一直搞得很好，为什么？中央了解了一下，原来就是按劳分配制度一直没有变，奖励制度一直没有废除。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都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这些想法，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次广东之行期间，邓小平还谈到供应港澳问题、外汇问题、口岸工作问题、旅游问题、逃港问题等多个问题。
关于供应港澳问题，邓小平指出：“要找几个省来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的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把情况做个分析，如实反映情况，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问题。他还说：“深圳每年光兑换外币就三千多万美元，可是还用打算盘的办法，花点钱买几个小计算机嘛。”
邓小平还认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这实际上说明我们的发展政策存在问题。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这一下子点到了制约广东发展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离开广东后，广东省委领导就积极向中央建言给广东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以充分利用广东的区位优势、人缘优势，尽快发展起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中央领导人积极支持，这才有了经济特区的设立、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实施。
可以说，第一次广东之行，邓小平看到了制约广东发展的因素，提出要从政策上解决问题，为后面中央决定在广东实施特殊政策提供了调研基础。
■第二次广东之行（1984年1月22日至2月5日）:“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
1980年，中共中央在广东、福建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后，这两个地方做了大量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特区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走私贩私现象比较突出。同时，国内对举办经济特区的政策也有不少非议，甚至将其比喻为旧上海的“租界”。这些议论给地方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如何继续前行面临不少潜在阻力。主管相关事务的谷牧说，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邓小平对此并没有急于发表意见。1984年早春，他第二次来到广东。1月24日，在同广东省委负责人谈话时他提到了这次来广东的理由：“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这次来，他专门到深圳、珠海等地做了考察。
在深圳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深圳市容、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渔民村、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明华轮游乐中心，视察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登上了罗湖商业区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参观视察期间，邓小平针对深圳缺乏人才提出深圳要办一所大学，针对市内山头光秃秃的现象提出“荒山、水域，这些都是潜力很大的发展生产的广阔天地”。他还提出“要积极培训青少年。搞软件，我们有条件，中国有一大批好的娃娃”。“现代化没有年轻人不行，要鼓励年轻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他参观渔民村时，到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家了解情况。在看到这个村先富起来的情况后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2月1日，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珠海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中山县的温泉宾馆购物中心，登上了罗三妹山，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参观了兴建中的九洲港、直升机机场、石景山旅游中心、拱北海关和香洲毛纺织厂、狮山电子厂以及珠海市市容。他提到“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我从来不走回头路”；珠海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1月29日，他还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途中，邓小平还到了顺德参观。
第二次广东早春行，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1984年2月14日，他在上海谈话时提出：我这次看了几个经济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2月24日，在同胡耀邦等谈话时又提出：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这次谈话后，中国对外开放工作进入快车道。1984年3月5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派人到福建厦门传达邓小平以上谈话的内容。3月18日，胡耀邦会见外宾时公开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由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131平方公里。3月26日至4月6日，为贯彻落实邓小平2月24日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决定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讨论了进一步搞好对海南岛的开发建设。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设立海南岛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迈出大步的重要标志，也是邓小平第二次广东之行的重大成果。面对经济特区有不同看法的压力，邓小平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必须坚持并且要继续扩大范围，从而较大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
■第三次广东之行（1992年1月19日至1月29日）：“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
1992年早春，邓小平第三次来到广东后发表的南方谈话已广为人知。南方谈话被视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92年这一年，邓小平已经88岁高龄了。他之所以不辞辛苦，一路走一路讲，鼓励大家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主要是和当时国内外的大局势有关。仅就国内而言，政治风波发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有人提出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对于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屡屡发难。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压力，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迅速下滑。邓小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指出真正让我们共产党人睡不着觉的问题就是经济速度下滑，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策。1989年5月下旬以后，他连续讲话稳定人心，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之所以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邓小平认为，“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如同8年前一样，这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是要通过实地考察，发表谈话，让人们坚定改革开放。考察期间邓小平提出了很多重大观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尊重人才、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丰富和发展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今日重温这些经典谈话，我们会发现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他还强调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1992年中共中央2号文件里还讲到邓小平提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值得仔细揣摩和回味。
在广东考察期间，邓小平还尖锐批评了那些拿着“大帽子”的“左”派，说那些人“尽讲屁话”，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些话，至今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重大价值。我们必须强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正确的改革发展方向。
邓小平第三次考察广东期间的谈话，是南方谈话的主体内容，也是在离休之后系列谈话中的最重要的一次谈话。离休后系列谈话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动摇。1993年9月27日，邓小平还同有关负责人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自然也包括他在南方谈话里强调的改革开放政策。
邓小平的三次广东之行，每次都能产生巨大影响并给广东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巨大变化，就是因为他善于从大局看问题、分析问题，就是因为他敢于提出大政策并善于坚持大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并坚定不移地加以实施，正是我们中国能够一路前行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