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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起草前后
来源:《党史博览》2015年第4期  作者:史义军  点击次数:1491
      1979年10月1日,是国庆30周年纪念日。此前,1978年12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初,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当时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如何认识1957年到1965年的工作;关于“文化大革命”;怎样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3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对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作出总结,已迫在眉睫。这个历史任务,是通过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来初步实现的。

■胡耀邦提议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文章■
     1979年初,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讲话稿。邓力群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也提到是胡耀邦提议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文章的。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重要讲话。
     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胡耀邦负责成立起草小组。小组由15人组成,负责人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邓力群,主要成员有袁木、卢之超等。此后,起草小组写出了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宣传提纲。
       7月6日、11日、13日,中宣部召开三次会议,讨论纪念国庆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宣传提纲。胡耀邦主持会议,参加者除中宣部四位副部长朱穆之(常务副部长)、黄镇(兼文化部部长)、张香山(兼广播局局长)和廖景丹(分管报刊)外,还有北京思想理论宣传战线各部门负责人。在讨论宣传提纲时,就是否将批判冯兰瑞等人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观点写入宣传提纲发生了争论。经过讨论,胡耀邦删掉了宣传提纲中要批冯兰瑞等人发言的文字。
      8月12日初稿出来后,在北京范围内召集中央和国务院100人进行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李昌提出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意见后来被写入讲话稿。

■邓小平关于讲话稿的谈话■
     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就讲话稿初稿提出了意见。邓小平指出:
      讨论稿子的简报我都看过了,很多意见是好的。总的印象是,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作大的修改。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但要把它明确地概括为几条,文字尽量短一点。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在第三部分,写今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是什么。
       9月1日,起草小组写出第二稿,送邓小平审阅。9月4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邓小平说:
     看了两遍。架子可以,主要是对毛主席怎样讲。稿子上讲得太弱了。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还是有伟大功绩的。
      我们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两方面的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指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必须这样讲,不这样讲不行。现在的调子即使十二大也不能讲,前进得太多了。
     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原则的斗争。我在理论务虚会上讲了四项原则。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毛主席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两类矛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十七年不好说犯了什么路线错误。1957年反右是需要的。确实有一些人反对共产党,杀气腾腾。在这以前有梁漱溟讲九天九地,后来章罗联盟主张轮流坐庄。右派平反了,不等于这些人当时没有错误,当然错误性质不一样。1958、1959年确实是很大挫折……1958年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即说要发展商品生产,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受了一点挫折,但1960年下半年即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后来开了七千人大会。1962年周总理、陈云同志调整经济的措施很有效,1964年开始形势就很好了,正是在困难时候我们还清了苏联的欠款,说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长期受到毛主席的教育和指导,毛主席一系列理论、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三十年的挫折和损失还是由于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毛主席应在文章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多写一些毛主席为中国党、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周总理保护过许多老同志,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说话,周总理也是不行的,毛主席不保我,我活不过七十五岁,对乔木同志更采取了特别保护。冤假错案的纠正也还是毛主席开辟了道路,华国锋同志当时印发了几十个案例,毛主席还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中美、中日建立关系。今天外交的格局是毛主席奠定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年是把工作恢复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是毛主席制定的,我们不是离开毛主席的路线,而是这条路线受到干扰、破坏,我们加以恢复。现在要注意有从右的方面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稿子还是要讲批判“左”的和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在一部分人中确实有思想混乱,一是来自“左”的,一是来自右的,多数人是一个再教育的问题。只要工作做得好,多数人是可以转化的,“左”的右的思想都是反对四个坚持。其中有很多人是不懂事,不懂历史,没有生活经验,对这些人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四个现代化目标十分宏伟,但实现还有一个奋斗过程,生活要改善,但很难立刻改善,还要艰苦奋斗,要批判自由化的倾向,批判美化资本主义。旧中国那时有什么合资条例?帝国主义是侵略、掠夺,愿怎么办就怎么办。现在搞出条例,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是独立的,人家不得不尊重我国的主权。
       讲民主,过去不是没有民主,否则人民的创造性哪里能够那么发挥,有错误也能克服。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要讲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许以任何形式搞动乱,还要提应守纪律,提倡好的道德风尚,提倡热爱党、祖国、人民,表扬和歌颂英勇、勤劳,克服困难的精神。
      有些语言要改一下:
     “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优越性”,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今天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制度要有高度信心,不要发生动摇,这是我们的基础、前进阵地,还是要鼓舞信心。
      “反对个人迷信”,“抬轿子,吹喇叭”,换一个说法。
     要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写上,“实事求是”不要加上,这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加上会被人曲解为能搞多少搞多少。
      组织路线问题,丁肇中班子发现胶子。要考虑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形成四个现代化的队伍。
      我们党和人民是真正搞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付诸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
      此后,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主持修改完成了第三稿,9月10日又送邓小平审阅。9月12日,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指出:
      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我们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现在的情况是既缺乏民主和自由,也缺乏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乏集中和纪律;既缺乏个人心情舒畅,又缺乏统一意志,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更缺乏统一意志。不能只保证民主,不保证集中;只保证自由,不保证纪律;只保证个人心情舒畅,不保证统一意志。例如法制要保证控告的民主权利,也要制裁诬告的权利等等。有关部门要逐步制定出版法、集会法等法律。从这两方面做出规定,不允许个别人利用我们的空子搞动乱。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多年把国内政治局面搞乱了,社会风气搞坏了。直到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间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还在泛滥。林彪、“四人帮”毒害了一代人。对这一代人,特别是青年,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各级干部,包括老干部,也有个再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让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讲话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要讲加强纪律性、组织性,强调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现在有的从“左”的方面,也有的从右的方面,来助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个方面,都值得注意。要分析当前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讲问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
       批判少数个人目的在于搞动乱的人使社会不安定、不安宁。这种人很少,问题是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只要大多数人教育好了,这种人就孤立了。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要讲究方式,做好了教育大多数就专门打击极少数,制止他们的不法行为。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借口保护自己的什么人权,侵犯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权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看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使开头讲的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要以鲜明的态度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逐步做到根绝这些东西。
     企业管理也是既缺乏民主,更缺乏集中。一个企业要管好,没有集中怎么行?这次讲话可以不讲。
      与此相关,还有一个“长官意志”。我们批评“长官意志”是说经济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不凭某一个“长官”的意志可以改变的,要求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尤其应当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离开这个基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就会是不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管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可以不要有意志,搞成“长官”无意志、政府无主意。现在一批评“长官意志”,有些干部就不愿管事,不敢负责,这样不行。对“长官意志”,要进行分析。这个问题这次也可以不说。
      “毛泽东同志对林彪、‘四人帮’上台不能说没有责任”,想个提法,特别是“上台”的字眼要换一下。这一稿讲主席的功绩讲够了,很好。
       写上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就是毛主席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继承,而且加上了新的内容,这个写法好。
      国际部分,只讲反对霸权主义不行,还是讲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还要讲支持巴勒斯坦,改为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
     我过去讲过可以搞“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次讲不合适,还不是时候。蒋经国总是说,国共合作,国民党吃亏,不愿意干,你讲合作他不搭理,影响不好。

■邓力群在社会科学院双周会上传达邓小平讲话■
     1979年9月14日上午,邓力群在社科院双周座谈会上作《关于叶帅报告修改过程并传达小平同志两次指示的讲话》,他说:
      这次双周会提前在上午开,因为下午有事。
     叶帅要在国庆30周年作一次报告。现在尚未定稿,还在讨论,但基本上差不多了。我把起草过程中的酝酿说一下。将来发表后,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同党的方针、政策要保证一致性。在公开刊物上,按党章党法,有义务按叶帅讲话宣传、解释、论证。准备还找一部分党外人士参加讨论。要加强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小平同志三令五申,但党内很多同志自觉不自觉地不遵守这一条。有的同志对中央已定的东西,在写文章、发表意见时表示不同意。小平同志说这次执行八字方针比上次有有利方面,经济基础比过去雄厚,但不利方面是干部、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差了。有的领导干部自行其是。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不听中央招呼的现象也不是极个别的。叶帅文章发表后要保证坚决贯彻,统一步调,一致行动。
邓力群在讲话中还着重讲了对30年如何看的问题,他说:
      30年可以分成头八年(1949—1957年),包括恢复时期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党的路线完全正确。三大改造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创举。进行如此伟大的改造,生产未下降,社会未受破坏,采取了许多适合中国情况的方针、政策,接受苏联、东欧的一些失败的教训,成绩有目共睹。党内党外,工人农民一致是这样看的。
      九年(1958—1966年)在经济上受到一次挫折,给人民造成比较大的损害。党的路线确实受到了干扰,但总的来讲不能说九年有个什么路线错误,但发现了错误,改正了错误。这中间包含了没有经验和不谨慎。包括毛主席,有些错误做法,是他提出来的,但最早提出纠正的也是毛主席。坚决地自始至终正视、改正这些错误的也是毛主席。自己犯了错误,又自己改正了错误。尽管错误严重,但同一条错误路线是有严格区别的。
      第三段(1967—1976年)的十年,党的领导、毛主席是有错误的,但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性质不同,要加以区别。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的错误推行到极端,强行推行一条“左”倾路线。他们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两面派,用反革命两手对付我们,确实在十年中造成大破坏。但应公正地指出,林彪集团是毛主席领导粉碎的,“四人帮”的问题也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作了不少斗争。如果不是毛主席提出来,我们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会困难得多。
      9月1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讲话稿后,又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同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
      9月24日,讲话稿根据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修改完成后送邓小平最后审定。
     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全会认为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这个讲话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它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强调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对统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有重大意义。
      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作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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