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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师长指挥我们冲出了日寇包围圈” ——母亲向我讲述的一段往事
来源:《党史博览》杂志 2017年第5期  作者:唐炎明  点击次数:719
“刘伯承师长指挥我们冲出了日寇包围圈” ——母亲向我讲述的一段往事

                     

      我的母亲陈友孟是一位普通的医务人员。1937年5月,20岁出头的她,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从湖北老家千里迢迢,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辛,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她怀揣邓颖超、叶剑英等人嘱咐八路军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在陕西三原被阻滞留多日,走走停停,避开了国民党的封锁盘查,最后到达延安。


     母亲是抗大三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卫生科,后调至八路军一二九师总部医院。由于在老家上过护士夜校,入伍后参加过白求恩大夫的培训班,当时算是有学历的人。她在战场上向老医务工作者学习,逐渐成长,先后担任了医疗救护队队长、所长、野战医院院长等职。

     1980年5月的一天,我的父母探望了患病卧床的老首长——刘伯承。回家后,母亲向我讲了当年“刘伯承师长指挥我们冲出了日寇包围圈”的一段往事。

      母亲向我详细讲了她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师长的经过。1981年6月,母亲在《伤病员的贴心人》一文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今天,我找出了这篇文章,略加整理了个别字句,作为对他们的缅怀。

 

                 二


     1940年秋天,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敌人遭到重创后,派了重兵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扫荡”。
日寇对太行山的“大扫荡”是在9月初开始的。

      当时情况紧急,百团大战中下来了大批伤员,需要紧急安置和治疗。我接受了一二九师第三医院院长的命令,临时组织了“第三所”,去接收三百多名伤员。我带了十五名护士和照护员去执行这个任务。院部给我们的药品和手术器材极少,我记得只有一点红汞、碘酒、石炭酸,一袋解热药,一盒樟脑注射液,几支麦角液,还有十几把镊子,两把剪子,一个小手术刀包,几卷绷带和两副注射器。我们刚刚撤到山西武乡县的刘家嘴,一个管理排长带着三百多名伤员就全部转来了。村干部和群众热情地腾出房子让伤员们住下,并立即给我们筹备了粮食和几口大锅。带队的排长对我说:“所长,我们还没有炊事员哩!”我和排长商量,决定找几个轻伤员帮助做饭。我和护士们分头给伤员们换药和打针。那时,注射的针头和纱布缺少,用完的注射器和针头、纱布要分别放在锅里煮沸后,才能反复用。一个伤员把他在百团大战中缴获的日本兵钢盔送给了我,我用铁丝两头拴住,用来煮针头和注射器。这个钢盔很实用,在战斗中我一直带在身边。进了北京,我还舍不得丢。1959年,天安门旁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文物征集了去。

      第二天,情况紧了。敌人已经接近洪水镇,离我们只有二十多里地。我们和院部取不上联系,药品少还可以对付,伤员们也很体谅,最恼火的是吃的问题。刘家嘴的村干部帮我们找了些粮食,但这么多人很快就吃完了。院部拨的粮食,还在西面山上,要通过洪水镇才能运来,根本不可能救急。这一带的群众已经坚壁清野,找牲口也很困难。后来,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在附近村子动员了一些麦子,大家在碾子上压了压,煮稀糊糊吃。既无油盐,又没有菜,可伤员们吃得挺高兴,有的边吃边谈着娘子关打鬼子的经过。

      正在这时,有一支部队来到村子里。一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同志,大概是一位首长,走到我们面前,看了看锅里的稀糊糊,和蔼地问:“你们是哪一所的?”伤员回答是第三医院第三所的。他接着问:“你们所长呢?”我站起来也没有顾得上敬礼,回答说:“我就是。”他问我:“你们在这里住多久了?”我心里正生气,院长只交给我组织第三所的任务,也没有交代什么,粮食也只说在准备,没有来得及告诉敌人来了怎样转移。我不客气地说:“多久?这个所才成立两天!”他又问我们粮食准备得怎样,我就对他说了粮食如何少,伤员如何困难的话。我也不认识这位首长是谁,反正是有点牢骚了。可是他平心静气、态度和蔼地对我解释,仔细地告诉我当前的困难情况。他又问我:“你这个小鬼是第一次担负这个任务吧?”我告诉他,我刚从延安调到前方不久。他说:“好吧,你们有什么困难,去找我们的管理科长谈,我让他帮助你们解决。”他回过头来对一个警卫员说:“你去告诉警卫连,要他们做好两锅饭给伤员吃。”临走时,他和我握了握手。
  
      首长刚走,伤员们就把我围住了,问刘师长讲了些什么。我听了“刘师长”三个字,心里热血一下子冲了起来,半天都说不出话。想起刘师长对我们的关怀,又想起自己那样冒冒失失,我的脸都急红了。我把刘师长讲的话告诉大家,伤员们感动极了。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师部警卫连送来了两锅香喷喷的小米饭,还炒了些山药蛋。当时大家激动的情景,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我对刘师长慕名已久。在我投奔延安之前,在国统区就风闻他是一个“大赤匪头子”,国民党要悬赏他的人头。说他作战凶猛,被手榴弹片打伤了一只眼。他参加和指挥了共产党组织的南昌起义,是红军的总参谋长,参加了让我这个年轻人十分向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特别是听说了在国家危难之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率领红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多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许多故事,这些都深深打动了我,吸引我和许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投奔抗日前线。

      在太行山上,刘师长指挥了许多与日军拼杀的大战役:如1937年保卫娘子关的七亘村大捷,粉碎了日本鬼子在正太路的六路围攻;1938年火烧日军一百八十辆汽车的响堂铺战斗;1939年香城固的平原歼灭战;1940年的南关战役和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在我的想象里,刘师长是一个威风凛凛、英勇善战、说一不二、带有绿林好汉味道的司令。我根本没有想到他是那样一位态度和蔼、对我们体贴入微、平易近人的长者和思维缜密、敢打硬仗、统领上万抗日军队的指挥员。

     下午3点,我遵照师长的指示,找到师部管理科长。我们正谈着,来了一个警卫员,说师长请我去。我一听,心里非常紧张,不安地跟着警卫员到了师长门前。房门关着,我喊了一声报告,就走进去了。这是农民家的一间狭小房子,光线很暗。刘师长正拿着一盏马灯,和另外两位首长(后来知道是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在军用地图前谈论什么。我喊了一声敬礼,把手一举,很快就缩了回来,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刘师长转过身来,他还是和我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和蔼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情况,有一股敌人可能插到东山来‘扫荡’,企图包围我们。今天晚上,你们一定要转移到西山去。你们有多少重伤员?”我如实把情况对他说了。他指着地图,详细地对我讲了晚上转移的路线,走哪里比较安全和好走,告诉我怎样动员担架和筹备粮食,发生紧急情况如何处置。

      旁边的邓政委接着说:“情况很紧,但不要慌。要对伤员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主力部队正在调动,几天内就有大仗打。”

      回来的路上我边走边想,首长们指挥全区作战那样繁忙,还无微不至地关怀伤病员,指示得又那么详细具体,我一下子觉得有了靠山,更有把握和信心了。回去以后,我叫了护士长、排长及几个负轻伤的党员开了一个会,研究了夜晚转移的任务。

     夜深了,秋风吹得使人发抖,当时我们还没有发棉衣,有的伤员把被子披在肩上御寒。我组织大家到村外集合,村干部和师部的同志给我们动员了十几副紧急捆绑的担架,安置了重伤员,较轻的就跟着慢慢走。

      真是艰难啊!有的同志胳膊被打断了,走一步哼一声,头上冒着汗珠,伤员们走不多远就得坐下休息。我心急如焚,要是今晚赶不到西山,那怎么办?但是看着这些伤员,心里实在难受。我只好边走边安慰他们,他们走不动,我们就扶着一步步往前挪。

      这样走了大概有三个多钟头,据向导说还不到十多里地。我看伤员们实在走不动了,在一个背风的山坡上,我让大家先休息一下。一听说休息,伤员们呼啦一下子横七竖八在路边躺起来。正在这时,忽然听到远处有狗吠的声音,我心里有点嘀咕。不一会儿,在我们来的路上隐隐约约听到马蹄声。我急了,连忙喊护士长,要她带几个有枪的护士到后面去看看,以防万一,我带着伤员们马上走。伤员们纷纷从地上爬起来,有的开始向前一瘸一拐地跑,有的举起我们临时做的拐杖准备同鬼子拼了。我只是喊大家不要慌,赶紧走,但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正在忙乱的时候,护士长领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跑到我面前,向我敬了个礼,说:“刘师长派我们骑兵连来紧急护送伤员,有三十几匹马……”我不等他说完,也顾不得保密不保密,就大声喊:“同志们!不要乱,刘师长给我们送牲口来了。”黑夜里,我看不清伤员们的面容,但是从哄闹声中,可以想象大家是多么兴奋和感激啊!那个战士继续对我说:“我们刚执行任务回来,师长就命令我们赶来紧急护送你们。师长还特意叫我们把牲口停在离你们一里多地的地方,步行来找你们,免得把伤员惊动了。”

      较重的伤员都由护士们搀扶着上了牲口,行军的速度显然加快了。当我们刚刚到达西山一带的小路时,突然东面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敌人已经抢占了我们刚才停留的东边山坳。

      我捏了一把冷汗,好险啊!要不是刘师长指挥我们及时转移,并派骑兵连和牲口护送我们,凭我们十几个医护人员带着三百多名伤员,后果不堪设想!


                       

 
      1985年,我的母亲病逝。她带着对战友和亲人无比眷恋的感情,离开了这片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在告别仪式上,许多被母亲医治、抢救过的伤员,有的坐着轮椅,有的在家人的搀扶下向她告别。他们含泪说:“陈医生,我们送你来了!”

      1986年,刘伯承元帅病逝。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敬仰的刘师长,我们的刘伯承元帅,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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