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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代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役中
来源:《党史博览》2016年第10期  作者:滕久昕  点击次数:66
滕代远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役中
     滕代远作为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兼红三军团政委,参与指挥了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期间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战役。前三次作战是在朱德、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完成的,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滕代远是在朱德、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指挥部队作战的。


 
     1933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由上海迁至瑞金,博古(秦邦宪)以临时中央负责人身份兼管苏区中央局的工作。他对前方反“围剿”的作战指挥进行干预,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方针,要求红军部队转移到江西省抚河西岸,攻占敌重兵据守的江西南丰和南城。这种暴露红军意图、易受敌人夹击的错误命令,虽经朱德、周恩来的一再抵制,但红一方面军还得被迫执行。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的意见,做出了一个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方针(史称“上海计划”),将中央红军和部分地方武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牵制敌人;一部分先入闽作战,再回师北上,两部分合攻抚州与南昌。当时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和各军团领导人,包括彭德怀、滕代远在内,都反对这个方针,认为这是“两个拳头打人”分散兵力的错误计划。博古还为此特意来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与彭德怀谈话,他与项英对“分离作战”计划奉若圣旨。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命令以红三军团彭德怀、滕代远部为主,包括红军第十九师周建屏、萧劲光部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东方军政治委员,袁国平兼东方军政治部主任。为配合作战,闽西红军第三十四师周子昆、曾日三部和闽赣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之后决定进攻福建宁化和清流,消灭敌卢兴邦部。

     7月2日,红三军团各部队在彭德怀、滕代远带领下,冒雨从江西抚州的头陂一带出发,于4日到达闽赣边的石城。他们实地观察了解到,清流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敌人利用天险加修了工事,城防坚固,据险防守,不易攻破。而位于宁化县东北部的泉上,居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堡围墙高约8米,厚7米,周长近千米,相当坚固;驻有敌军卢兴邦部第三○七团及残余地主武装400余人。土堡内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威胁附近苏区的安全,也是东方军东征的一大障碍。于是,他们研究后决定先攻泉上,当天便拟出作战方针向朱德、周恩来并转项英发出电报。收到朱德、周恩来同意先攻泉上的回电后,红三军团以红五师寻淮洲、乐少华部为先头梯队,红四师张锡龙、彭雪枫部为后续梯队,向泉上疾奔。

     东方军入闽作战,从攻打泉上开始,就受到部分中央领导人的干扰。他们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指挥,不断要求攻打城市。彭德怀、滕代远坚持原则,在朱德、周恩来的支持下,根据红军历来作战的战略战术,从实际出发,同他们进行了斗争。7月6日,部队到达距泉上仅7公里的湖村时,接到军委代主席项英反对首攻泉上的电报,他指示还要首攻清流。此刻,滕代远正在前敌指挥部与彭德怀一起指挥红五师寻淮洲、乐少华部包围泉上。同时,敌卢兴邦部旅长张兴隆率第三○九团正从清流方向增援泉上。彭、滕于7月10日发出《关于攻打泉上的战斗部署的报告》,准备使用大部兵力攻下泉上土堡。但是,项英还是强调先攻清流、连城,命令东方军只留一个团围攻泉上,其余部队立即转移清流南,或消灭清流撤退之敌,或配合红三十四师打击连城增援之敌。7月11日,彭、滕仔细研究了项英的命令,认为这是脱离实际的方案,即刻发电声明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朱、周于同日给项英连发两电,说明先袭泉上才易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不能采取积极进攻清流的办法;指出目前多雨,各河涨水,流急水深,大兵团运动不便;加以天热多病,三军团沿途已留下500多个病员,令红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是不妥当的。对于项英的错误命令,朱德、周恩来在致项英的电报中说:“请勿直接命令彭滕曾周,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其不能机断专行。”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不顾项英意见,采取围点打援,攻下泉上再打清流。红军相继袭占福建归化(今明溪)、清流及泉上古堡,重创卢兴邦部。其中,泉上战斗战果辉煌:活捉国民党宁化县长黎群薰,毙敌团长程思海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900余人,缴获步枪700余支,迫击炮3门,机枪3挺,手枪60支,大洋1万余元和大批粮食、食盐。随后,东方军剑指连城县。



     彭德怀、滕代远指挥部队围攻泉上之时,同时命令红三十四师及红四师一部进至连城周围布防,准备待机收复。中革军委领导人不顾前线战场的实际情况,命令彭、滕直取连城,他们在地图上标示的位置,划定了从北向南进攻的路线。滕代远因连日指挥泉上战斗,加上盛暑酷热,已经病倒。他感冒发烧,心情很不好,看到中革军委一封封主观臆想的电报,更加烦躁,以致多日未能痊愈。彭德怀抱怨说:“不叫部队做群众工作,让立即去进攻连城,限时限刻到达,并指定攻击点(从北向南攻击)。你要改变他的错误部署,下级改变上级企图,必须完全负责……”为了安抚这位自平江起义以来就在一起的老战友,彭德怀嘱咐滕代远卧床静养,不用焦急,先弄清敌情再说。彭总带一个侦察排到前方侦察了一整天,发现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指令从北向南直攻连城,不仅是啃“硬骨头”,而且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我军完全处于仰攻地位,连攻击点也找不到。他们侦察到连城东南35公里处的莒溪只有敌区寿年第七十八师第二三四旅第四六七团丁荣光部驻守。邻近的朋口是一个四面高地环绕的小圩场,处于连城至龙岩、长汀两条大道的交叉口,战略地位重要,而守敌仅为丁团的一个营。如果改为由南向北先攻莒溪、朋口,既可打击连城和龙岩的援敌,又可顺势北取连城。滕代远在病中听到此消息,心情转好,立即表示同意。随即,两人联名向朱德、周恩来并转中革军委发电,提出改变作战方案的建议。朱、周还对改变后方案的长处做了说明。经过这样反复争论,建议才获得批准。连城县的朋口战斗,是东方军最主要的战斗之一。

      7月29日,滕代远抱病随三军团主力前进至连城西南钟屋村(今中复村)设下司令部后,和彭德怀一同下达了攻击朋口的作战命令:“决于明(30日)向朋口攻击前进。”随后率领部队连夜出发,迅速包围朋口、莒溪。30日凌晨,红四师和红十九师向朋口之敌轮番发动进攻。区寿年闻讯后,马上从连城派出第四六六团钟经瑞部火速增援莒溪、朋口。滕代远于夜晚到第一线直接向守敌喊话,展开政治攻势。红军部队受到鼓舞,士气高昂。7月31日凌晨,红军一举冲上山头,攻克朋口。同时,红五师全歼了由莒溪向朋口增援的敌军。红十九师乘胜进占莒溪。敌军第四六六团、四六七团两个团被红军全歼。红军于8月2日占领连城,追敌于姑田、小陶,东方军共歼敌一个旅三个团,俘敌旅、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缴枪2000多支,军粮1500担,筹款万元以上,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敌第七十八师受到沉重打击,师长区寿年回忆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尤其撤退时之混乱,更令人痛心疾首。”8月1日,彭德怀被中革军委授予一等红星奖章,滕代远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第58号)。

     3日凌晨,东方军追击部队到达姑田,正值敌军集合队伍准备逃窜。东方军迅速靠近猛冲猛打,区寿年部猝不及防,顿时大乱,纷纷丢弃枪械行李,夺路而逃。东方军先头部队尾追敌军到永安西南的小陶,歼灭区师一个团,残敌更加惊慌失措,一昼夜狂奔85公里逃至永安,狼狈不堪。

     从攻打朋口和东方军各部正在连城休整之时起,中革军委和方面军总部即在部署第二阶段作战方案,令东方军乘敌部署完成之前,破坏其计划,打击将乐、邵武两翼,以备与敌决战。对此,彭德怀、滕代远做了研究,认为闽北的顺昌、将乐一带渡水困难,器材缺乏,给养奇缺,远离后方,实难完成任务。于是,他们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第二阶段作战,东方军应取道宁化,集结建宁。这既能“行动秘密”,利于“攻击邵武、光泽、将乐之敌”,又能乘敌进攻黎川之机,“歼其一两个师,给第五次‘围剿’当头一棍”,“调动北线敌人,紊乱其部署”。但是,这一正确建议没有被中革军委采纳。15日,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宣布改组东方军,以红三军团、红十九师、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组成。要求主力次日分途向闽北挺进。

      26日,东方军主力攻占了顺昌的洋口和延平的峡阳,击溃了国民党军刘和鼎部的三个团,缴获大量军需用品,截获火轮3艘,食盐15万斤,筹款10万元。30日,彭德怀、滕代远在洋口发布命令,指挥红三军团第四、五两师迎击敌人援兵,夺取延平。同时命令红十九师周建屏、萧劲光部克服一切困难挖坑道,爆破顺昌城。东方军摆下阵势,对延平只是佯攻,用意在于诱敌。见到第十九路军的援军已经出动,便令各部加紧佯攻延平,好把水口、沙县的“大鱼”钓出来。(由于敌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行动谨慎,老谋深算,迟迟不派援军,东方军此战未能大量歼敌。)同时命令红四师第十团胡牟、张发力部和红五师第十三团李天佑、毛毕(贲)虎部沿闽江东下,堵击援敌。东方军在夏道镇使用猛烈炮火夹击,迅速歼敌一个营,又追敌至水口镇击溃两个营,缴获步枪百余支,重机枪3挺,汽车2辆,火轮8艘,满载子弹的木船4艘,食盐7万斤。

      9月18日夜,东方军急速迎着国民党军前进。红五师第十三团在西芹的芹山与敌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遭遇。双方从南北两坡抢占芹山主峰,东方军先敌一步抢占了主峰,随即与刚登上主峰的敌人展开肉搏。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意志,打败了号称第十九路军中最有战斗力、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三六六团,毙敌200多人,俘敌400多人,缴获了敌军团旗一面,步枪500余支,机枪20余挺及大批军需用品,创造了红军一个团在运动中歼敌一个团的新战绩。红十三团李天佑部被东方军授予“英雄模范团”的称号。滕代远获悉后连声称赞:“芹山战斗打得好!”彭德怀高兴地拍着李天佑肩膀说:“小鬼,别看你年纪轻,指挥打仗可真有本事!”

      从9月上旬开始,蒋介石部署的第五次“围剿”已在中央苏区北面展开行动。为此,周恩来连电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提议调东方军迅速北返江西,电报说:已“命令彭、滕于4日结束战斗后,集结延平附近,准备回师”。但是,中革军委坚持要东方军消灭第十九路军的“基干兵团”,打下顺昌、将乐,完成第二阶段任务后再回师。这样一来,上级发出的不同命令传递出不和谐的信息,导致顺昌、将乐的敌人凭坚城固守,东方军未能攻克,贻误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有利战机。


 
      1933年9月,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在博古的支持下,直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28日,国民党军侵占黎川。博古、李德震惊于黎川一城的失守,急于收复黎川城,命令东方军袭取黎川,以便保住“国门”。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被他们调来调去,周旋于敌军主力和堡垒群中作战,搞得十分疲惫,不仅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使红军遭到很大损失,丧失了数千名红军指战员的宝贵生命。彭德怀和滕代远接到博古、李德的电报后,分析了敌情,认为直接袭取黎川是强攻强敌,对我不利,决定将部队先集结于泰宁待命,然后袭击邵武,诱敌深入,将其歼灭。于是命令东方军各部迅速从各驻地撤出,分左右两纵队集中泰宁,各部队日夜兼程于10月4日前抵达泰宁以北地区。东方军在行军途中,先后接到项英两封电报,项英要求他们“要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贯彻这次战役的目的,开展战局”。而且不顾部队长途行军极为疲劳和翻越闽边大山的困难,要求“注意加速行动的时间”。电报同时严厉指责“彭、滕又要围攻邵武,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在战机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接到上级的命令,彭德怀和滕代远感到十分为难,同时从电报中察觉到统帅部顾虑重重。10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向朱德、周恩来提出建议:“硝石东南为河水所阻,恐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并努力求得先打击其策应部队。”朱、周认为这个建议可行,便将原报转发中革军委,要求“立刻复电,以便命令”。彭德怀回忆:“领导者李德不待围死之营(敌)消灭,强令三军团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间)进攻,钻进硝石这个死地。”随即彭德怀、滕代远急电中革军委,反对上述命令,这次建议幸而获准,避免了红军严重的损失。彭德怀在《自述》中也愤愤地说道:“但他们的全般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滕代远在回忆录(未发表)中写道:“我们深深感觉到中革军委顾问李德最低劣的指挥,完全是按照中国过期的、不正确的军用地图计算的。指挥作战时,相差距离与时间每次都在一天远的路程,指挥失调,缺乏机动灵活。”

     1933年10月中下旬,敌军以堡垒为掩护,开始集结兵力。彭德怀、滕代远认为:“主力摆在堡垒周围,疲劳兵力,日间暴露,有敌机轰炸,晚上大多数露营,消耗兵力特甚。”他们于10月23日至25日三天内连续三次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向外线出击、进行机动作战的建议,说明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红军应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穿行作战,首先消灭敌浙赣边区赵观涛部,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敌人控制的苏、浙、皖等心脏地区,调动敌军主力部队北返,离开中央苏区。他们恳切希望中革军委领导“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建议。但是,博古等人无视他们的建议,迅速予以否决。27日,中革军委追加一份电令,以军委代主席项英的名义,命令东方军坚持在黎川一带敌人重兵集结、筑有堡垒群的地区作战,插到堡垒地域间隙中消灭敌人,而且专横地提出:“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从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东方军等红军部队在敌人堡垒周围,东奔西突,完全陷于被动局面。11月7日,彭、滕联名向中革军委再次建议,速将红军主力调离敌堡垒地区,指出红军在敌堡垒周围,“等于猫儿守着玻璃(缸)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1933年12月下旬,中革军委决定重组东方军。彭德怀、滕代远随司令部移驻建宁县城。他们这一对老搭档坚持原则,保留自己的正确的意见,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多次同中革军委某些领导人发生争执,提出过不合他们胃口的意见,表现出共产党员遵守纪律与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高贵品格。这样做的结果是:彭德怀被免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滕代远被撤销了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调离红三军团。

      调离红三军团,不仅滕代远内心郁闷,彭德怀也非常生气。他于12月19日致电博古等提出意见:现在战争环境,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滕同三军团群众有一定联系,请求免调滕代远。博古没有回电。滕代远是红三军团的创建者之一,在军团任职数年。他素来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关心群众。军团上下对他印象很好,他对军团也深有感情。滕代远于1933年12月24日在福建建宁司令部同彭德怀一起,签发了最后一道命令后,连夜从建宁城关出发,奔赴瑞金。

     在粉碎蒋介石第一至第四次对中央苏区“围剿”战役中,滕代远与彭德怀密切协同、配合默契,互相关心,服从大局,得心应手地指挥红军大兵团作战。彭德怀回忆说:“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特别是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以50万大军,分为三路长驱直入,我红军仅3万人多一点,丝毫不乱,一一将其粉碎,那是不容易的事。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时,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比以前任何一次要好得多,可是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战略方针,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战役遭到严重的失败,迫使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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