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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
来源:2015年第12期  作者:余汝信  点击次数:589
刘志坚、王年一、范硕、王力说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刘志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陶斯亮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一派的观点):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9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级一名学员、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9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达北京。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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