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思科

 １８岁时被陈潭秋看中，“老徐”称韩光为“小孟”；协助杨靖宇、赵尚志工作，与赵一曼是朋友；毛泽东问起他的名字，并念了一句古诗：“寒光照铁衣。”
韩光青年时期曾有许多化名。但见于他自己撰写的《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的有“小孟”、“寒光”。小孟是他早年担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时用的化名。
那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当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在东北大地上风起云涌时，１７岁的韩光便加入了青年反帝大同盟组织。这个组织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政治组织。当他在１９３０年进入哈尔滨学院就读时，便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并根据中共哈尔滨市委指示，参与组织了学生反帝、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他热情似火，并显示出良好的组织才能。同年加入共青团，不久便调往沈阳担任了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
韩光记得，他从哈尔滨市委调入满洲团省委是１９３０年９月前后，调他去的人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陈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不过，当时韩光并不知书记是陈潭秋，陈当时化名“老徐”。作为团省委的直接上级，陈潭秋称韩光为“小孟”。老徐当时给他分配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机要，同时还负责联系几个学生支部。小孟有文化，也很机灵，加上有老徐等领导的言传身教，工作上很快取得成绩，不仅得到老徐多次夸奖，而且很快被委以重任，兼任团省委特派员和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
小孟很敬佩老徐，老徐也很注重培养小孟。小孟把老徐看成革命道路上很主要的领路人。在老徐这样的革命者身边工作，也应验了“名师手下出高徒”这句话，韩光很快学会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革命的本领。离开老徐以后，当韩光听说老徐就是陈潭秋时，他很遗憾在老徐身边工作的时间太短。
大约从１９３２年起，东北革命斗争形势日渐复杂起来，党的工作从城市转入农村，搞抗日武装斗争。韩光便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名义，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三军做政治工作，并代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这期间，他曾协助杨靖宇、赵尚志攻占过许多日伪军据点，打了不少险仗、恶仗。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韩光以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满杨靖宇部。当时，杨靖宇率部突破敌人重围，在组织休整。韩光向杨靖宇传达了省委关于做好抗日义勇军抗战的指示。杨靖宇马上响应，韩光也留下来协助杨靖宇工作。很快，他们打出“联合抗日”的旗帜，并组织成立了南满地区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这支由杨靖宇任总指挥的抗日联合军，真是“山河欲裂征马鸣”，很快扭转了南满抗日局面。
在整个抗日斗争最为困难的日子里，韩光作为省委特派员，从南满到北满，从杨靖宇的部队，又来到赵尚志的部队。同在南满一样，他又与赵尚志一道工作和学习，协助赵尚志落实省委指示，坚持北满的抗日武装斗争……
在东北进行对日武装斗争的日子里，韩光还曾与赵一曼等一道战斗过。
１９３５年，抗日斗争的烽火燃遍整个东北大地。当时，满洲省委受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韩光奉命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汇报结束后，共产国际将他留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迎接国内抗战高潮积蓄人才。当时，他走得很秘密，也很突然，以至于赵尚志不时问：“小孟怎么还不回呢？”
受到过革命实践锻炼的韩光，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学习了革命理论，真是如虎添翼。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内全面抗战的形势到来，共产国际结束了他们的学习，１９３８年夏送他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韩光回来第一站便是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负责接待他的是中共驻新疆代表。韩光刚回到新疆时，中共驻新疆代表是邓发，后由陈潭秋接任。韩光在新疆，开始任“反帝会”（会长由盛世才兼，主管工作的是秘书长黄火青）干部训练处科长，不久就调任盛世才督办公署任上校副官。最后，又调到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任副县长。直到１９３９年底，才回到延安。到新疆后，让他惊喜的是在这里又遇到自己的革命引路人陈潭秋。
迪化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一天，陈潭秋把韩光叫到办公室，告诉他盛世才已受反动特务牵制，转向反共。他让韩光迅速撤离新疆回延安，并告诉韩光，盛世才此时已限制中共干部的活动，回延安之事要以毛泽东名义来电要人才可能放行。望着陈潭秋严肃的神情，韩光问陈潭秋自己怎么办。陈大义凛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坚决表示要待同志们撤走后再走。不得已，韩光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位老领导。不料，这一别成了永远的诀别！
韩光终于回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此时的“小孟”已改名叫“寒光”了。
回延安不久，韩光便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党派科科长。几十年后，他还记得当时中央统战部的情形。他告诉笔者，当时部长是王明，副部长是柯庆施、南汉宸。统战部设党派科、友军科、非党干部科、社会统战科等。他负责的党派科是主管友党的一个科。该科还领导一个传记委员会，主要负责撰写著名统战对象传略，送中央和毛泽东参阅。
韩光到党派科不久，便写了一个《张学良传》。统战部写的友党、友军名人传略，都要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毛泽东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不仅认真阅读，还作出指示，提出要求。
当时，统战部就驻在杨家岭后沟，与毛泽东的窑洞不过百米。韩光在苏联学习时，就非常景仰这位党的领袖。一天，他到中央党报委员会联系工作。当他从毛泽东窑洞前路过时，他看见毛泽东在门口抽烟，门前摆着椅凳，好像在等人开会。他怕打搅毛泽东的思路，便想从旁边快步走过去。不料，毛泽东发现了他，和蔼地向他招手，并问道：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韩光赶快作答。毛泽东又问：“是韩信的韩吗？”当他回答是寒冷的寒时，毛泽东若有所思，马上念起一句古诗：“寒光照铁衣。”
接着，毛泽东又问起他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当他回答后，毛泽东高兴地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接着，毛泽东又讲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告诉韩光，统一战线是我们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席话，说得韩光心中明亮，热血沸腾。
多年后，韩光还记得这次见面。尽管后来他多次被毛泽东召见，但他对这一次印象最深。在延安的日子，他改名韩光。
  聂荣臻找韩光：“彭真同志来电告诉我们，你的人都找他去了！”韩光带着一干人进大连，任东北地区解放后第一任大连市委书记、旅大市市长；１９５６年，韩光进京赴任
中央成立了城工部，并设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工委）。鉴于韩光早年在东北地区做过地下工作，又搞过武装斗争，便被中央派去主持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东工委刚成立时，中央从延安给韩光调了十几名干部。最初，他们还在延安办公，但考虑到工作方便，中央让他们迁到晋察冀，在彭真、聂荣臻、程子华的领导和支持下工作。后来，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又为韩光选拔了几十名干部。东工委负责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培训，然后经北平东工委的秘密交通站，先后将七八十名同志送到关外伪“满洲国”。
几十年后，韩光还记得许多派出人员的名字，有东北籍人派回去的，也有人是在东北有社会关系而被派去的。当时这项工作做得很细。例如，韩光了解到一人有伪满皇族血统，他也做工作将其派到东北，主要针对溥仪派去的。这些人通过交通站送到山海关，然后靠假身份证混出关外，找个职业，隐蔽地进行工作。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彭真、陈云等东北局领导很快到沈阳大帅府开始办公。这时，有二三十个东工委派出的干部来东北局报到。他们众口一词：“是韩光派我们到这里做地下建党工作的。”
一天，韩光被聂荣臻召见。聂告诉他：“彭真同志来电告诉我们，你的人都找他去了！你快到东北去。”
韩光同程子华带着电台，马上赶往东北。一到沈阳，彭真便说：“你来得正好，赶快和这些同志谈话，分配新的工作。”
韩光正在沈阳紧锣密鼓地做这些工作，一件意外的事情把他拉到大连。
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后，十万大军进东北。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水路。其中山东部队就是从海上去的。从山东经海上去的部队在庄河登陆，不料由于风力影响，许多小木舢板子，被吹到了大连。此刻，大连已被苏联红军接管。苏联红军进驻东北、驻军旅大，是根据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进行的。条约规定：在旅大，只驻苏军。大连市是“自由市”，港是“自由港”，但除苏军外，哪国也不能驻军。八路军，当然也不能毫无顾忌地进去。当时山东八路军部队要在庄河登陆，但尚无军舰，只有靠木舢板、小帆船运输。风浪稍大，运兵的小木船就常常被吹到大连港。而苏军大连当局，难以辨清进港的军队是国民党的，是共产党的，还是海盗。于是他们一律先缴械，经审查后才放行。为此，东北局感到有必要派人去协调，彭真让伍修权找人，伍修权说：“人就在你面前，韩光在苏联学习过，他去最合适。”于是，韩光便被派到大连当了一次“特使”。
在大连大和旅馆，韩光见到苏军格茨罗夫中将。这位中将对中共十分友好。当韩光讲清来意后，他马上指示副官妥办，凡是中共方面的人，都放行；但要受条约限制，白天不能放，晚上连人带枪一齐送走。见事情如愿，韩光便准备打道回府，不料这位中将发话了：“你的事完了，我还有事呢！”
这位中将把韩光引到阳台上，指着一栋大楼说：“国民党已经设了党部。你们中共还要不要大连啊？”韩光说，我们当然要啊。于是，经过双方商量，苏方要求中共派市委书记、公安局长、副市长、秘书长、教育局长、民政局长赶快来大连。还说，你们市委还要办个报纸，必须来个主笔……
谈罢，这位中将派飞机送韩光回沈阳。韩光连夜向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当即就说：“你就去当书记。”他指示伍修权说：“你找萧华，把山东来的干部先挑一批给韩光……”几天后，韩光带着一干人马去大连上任。从此之后，大连便成了东北、华北地区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
韩光也没想到在大连一干就是８年，先后担任大连市委书记、旅大地委书记、公署主席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旅大市市长、市委第一副书记等职。
韩光在大连的８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段是战时４年，一段是建设时期４年。战时４年，主要是领导对敌斗争，创建战略后方。当时，大连市委和政府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安顿人民生活，建立军事工业和筹措战争急需的物资。在这４年里，大连人民不知为前方送去了多少弹药、军需物资、药品等。同时，还给前方送去大量兵员和干部。
战后的４年工作，韩光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城市建设、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上。如今，许多人把大连比作“北方的香港”，这其中自然离不开解放初期韩光等市委领导们打下的基础。
１９５３年，韩光从旅大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副主任。不久，他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黑龙江省省长等职。就在生他养他的这块黑土地上，他又为家乡父老乡亲服务两年多，直到他１９５６年被调入北京，他才一步一回头地告别这片富饶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
  “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复出到国家建委工作。胡耀邦拍板：你们几个老同志，到中纪委去！在陈云麾下，他协助黄克诚、王鹤寿抓党风党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韩光而言，是他人生的分水岭。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进入北京，他初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他便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１９５８年１２月起）。科委是中央的重要部门，主任是聂荣臻，他这个副主任主要协助聂荣臻抓好科委日常工作，制定规划和处理重要事宜。最初的几年，他的工作是紧张而又愉快的。当时，国家正在发展尖端科技，为了让聂荣臻腾出精力思考重大事情，他几乎是用全部精力充当“大副”，同其他领导一起驾驶着中国科技这条航船追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
那时，韩光正值壮年，信心百倍，干劲十足，他知道这不仅是在事业上一展身手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因为同聂荣臻和大批科学家、专家们在一起，这是最难得的人生际遇。
许多年后，对聂荣臻的逝世，韩光曾有词记述自己的心情：“忆往昔，曾为麾下兵。有幸尊前聆教诲，如沐春风倍觉亲。哀思总难平。”
那时，聂荣臻亲自带领大家规划、考察，高屋建瓴，开展工作，给韩光留下了永久的记忆。韩光在聂荣臻手下工作，受他耳提面命，并具体组织落实和实施，他感到那些日子是在拼命，但很充实，很欣慰。
１９６３年，在我国遭受特大灾害之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国家科委制定了“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中央科技小组又草拟了“科学十四条”，聂荣臻又带领韩光等科委同志进一步规范了科委建设问题，提出要把国家科委建设成为科学技术战线的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当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当即对聂荣臻、韩光和其他负责人提出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韩光对在科委工作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他和其他负责人协助聂荣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文革”开始不久，韩光就被造反派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对造反派而言，韩光是聂荣臻的重要助手，打倒他一是可以打击聂荣臻，二是可以夺科委的实权。
真是一个荒唐的年月，种种罪名不期而至。包括审查韩光在历史上接收苏方撤离大连中苏合营企业的工作，也要逼出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韩光记不清挨了多少次批斗。同许多被夺权的干部一样，他遭批斗、靠边站和下放到工厂劳动，从１９６９年冬一直折磨到１９７３年春节才准许回家。
当时，中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落实老干部政策。韩光的问题在１９７４年作结论时，“四人帮”控制的专案组指出他在科委工作中“有点修正主义性错误”，要留下一个尾巴。他不同意在这个结论上签字。后经当时中国科学院（这时科委已并入科学院）一位老领导劝说：老韩，这点尾巴，算得了什么，还是给专案组一个台阶下，快签字后早点出来为党多做些工作吧。韩光再三考虑后，才签了字。
１９７５年夏，韩光带着“尾巴”担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继而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各部门带着“尾巴”的领导人远不止他一个。到国家建委工作后，韩光竭尽全力落实邓小平的“整顿”战略。其中宝钢第一期工程建设，就是他以国务院代表名义亲自去抓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韩光真正的政治生命。在这次大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随着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和正本清源，他的生命又焕发出活力，并响应中央号召开始了新的长征。
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胡耀邦专门把韩光等几位老同志组织起来，负责对部分十二届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审查工作。工作结束后，正好建委已经撤销，胡耀邦便找韩光谈话，当谈到他的工作安排时，胡耀邦当即拍板：“你们几个老同志，到中纪委去，那里需要你们。”
据韩光回忆，胡耀邦这个人很直爽，作风也快捷。这边刚谈完话，韩光就在中纪委那边被选为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经中央慎重考虑成立的。第一书记是党内威望很高的陈云。当时，中纪委、中顾委领导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要领导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历届中纪委班子中，都没有副书记。报刊上常把韩光称“常务副书记”，这大概是不太了解当时的中央机构情况。
当时，陈云是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是一代名将黄克诚。常务书记，最初是王鹤寿。黄克诚逝世后，王鹤寿当选为第二书记，韩光是常务书记。这届中纪委，实际上没有副书记。王从吾、强晓初、韩天石、李昌等都是书记。这些都是胡耀邦指定的“老同志”，韩光这时正好７０岁。
韩光与陈云有缘。韩光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时，在党中央刊物《斗争》上见到几篇他喜欢的文章，作者就是陈云，从此他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在苏联莫斯科学习时，他喜欢中共代表团一个叫史平的人作的报告，史平就是陈云，他成了史平的忠实听众和学生。后来在东北、在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他与陈云在工作上有多次交往，也有了很深的感情，陈云是他景仰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次在陈云直接领导的中纪委工作，韩光感到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早在中纪委成立之初，陈云就指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与党纪必须抓紧、抓好。当韩光到中纪委时，陈云还在强调这句话，实际上这句话讲了中纪委工作的性质和实质，也为韩光适应中纪委的工作指出了重点。
当时，陈云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中纪委工作仍抓得很紧。陈云善于捕捉根本，抓住事物的本质。１９８１年，当他看到广东走私活动猖獗，有的干部甚至为不法之徒提供保护并从中牟利，他立即指出：“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阅后表示同意，并且批了八个大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１９８５年，黄克诚因病退出中纪委领导班子，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与世长辞。这样，中纪委第二书记的责任落到王鹤寿身上，韩光担任常务书记。
这期间，中纪委着重抓了干部以权谋私的问题。例如有的县教育局曾挪用教育经费为干部建私房；民政局甚至将救灾款拿去为干部建私房；还有福建晋江地区发生的制售假药案等等，都受到中纪委的及时查处。在韩光任中纪委常务书记期间，正值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经济工作大力发展的时期，在个别党的领导干部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出现了大案明显上升的趋势。韩光协助第二书记王鹤寿根据陈云“整顿党风，个别领导中，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的指示，以强硬的态度，同腐败问题开展了坚决的斗争。这其中包括他亲自过问对个别省部级干部的查处，为全面开展反腐倡廉活动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响应邓小平建立退休制度的号召，他要求退出一线，而且全退。他从一线退下来，常到外地跑跑，进行一些调查研究，曾向中央写报告
从韩光加入青年反帝大同盟活动算起，他已在革命征途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的战斗与拼搏，都已铭刻在老人的生命里。
在党的十三大前夕，韩光便在考虑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当时，邓小平号召老同志退下来，让年轻的干部上去。韩光立即响应，多次向组织表示能退早退。鉴于他的请求，党的十三大时，中纪委考虑新的人选接班。
从职务上退了，韩光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老党员。
从７６岁开始，韩光又给自己制定了一张新的工作表。这张表包括必要的游泳锻炼，其他则多数是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士的工作。
过去韩光在任时，中央曾成立了一个党史征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冯文彬知道韩光是东北的老同志，便请他经常参与。韩光一向快人快语，便向冯文彬说：“零售”不如“批发”，干脆在你委员会设立一个东北小组。这件事韩光在任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退休后他便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对于东北革命历史，韩光如同当年抓科技、抓经济建设、抓党风廉政一样，十分执著。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自给中央写信后，抗联宣传引起重视。拍影片的资金不足，他也不断为此奔波……
韩光一面整理和反映东北革命历史，一面对经济建设问题也进行些调研，并向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写了不少专题报告。
１９８９年２月，韩光就大连市精神文明建设向中共中央、中纪委写了报告；１９９０年７月，他根据在黑龙江省黑河地区的见闻，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１９９２年５月，他就南方开放后，北方的开放问题，向中央写了“建议早日开放佳木斯市”的报告……
耄耋之年，一位共产主义老战士的风范尽情展现。■
（对韩光身边的工作人员、中纪委局级检查员毛祚策同志给予的帮助，特此鸣谢！另作者声明，未经授权，严禁转载。）